起源于相互的长期接触,达到彼此理解和交流.比如：贸易等.有过在国外生活经验的人,如果观察不同母语小孩之间从玩耍开始到交流自如的过程就会理解的.
古代有四夷馆,是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
古代的翻译是如何培养的?
商人贸易都是找些边境的汉人或受汉化的胡人来充当翻译,汉唐时期边境城市就是贸易市场,懂得各族语言的人大有人在
两国交战,多是由使臣(外交官)充当翻译,这些人常年出使国外,不仅了解外国语言,更重要的是了解地形,便于作战.还有就是找些胡人军官当翻译,比如安禄山打仗时就兼任翻译,有时和尚都会临时当回翻译,古代的和尚知识很渊博,因为佛经都是外文,所以精通多国语言是必修课.
宋朝时,翻译这一词就不大陌生了,因为常年对外作战,所以精通各族语言,乃至国外语言的人都比较多,特别是商人,宋朝海外贸易繁盛,翻译就尤为重要了.
近代外语是怎么传入我国的?
从外语传入说到同文馆
文/王学泰
排异反应大约是生物的特性,不仅在身体内部很难容忍外来的东西,身体之外也是这样.每当有了异于自己的事物出现在眼前,人的本能反应第一是惊讶,第二就是排斥.语言是最能表现人的体内外特征的,因此人们对于异于自己的语言尤其敏感.自周代起统治者就提倡“雅言”（当时以关中话为“雅言”）了,要求读《诗》《书》,典礼司仪都要用“雅言”,无形中这是对方言的排斥.《孟子》中提到说楚方言的人是“南蛮舌”之人.对于同属华夏的方言尚且如此,对于外国人说的外国话自然是不在眼下了.
一
然而很奇怪,东汉中叶以后当我们第一次较大规模与完全陌生的外国文——梵文、卢文——接触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更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歧视与排斥.甚至与常态相反,我们对懂得这些文字的人们还很钦佩、尊敬.在《维摩诘经注序》中描写西域和尚鸠摩罗什开坛讲经的丰采时“手执梵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鸠摩罗什一面翻译,一面讲经,僧俗听众,毕恭毕敬,表现出对精通佛理和谙熟梵文高僧的尊重.那时不仅把精通外语者请进来,而且还不辞辛苦地走出去,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历经瀚海大漠,西天取经,都是勇于向外学习的典范.为什么文人士大夫对这些外语外文没有抵触,反而羡慕精通梵文的人呢?这与佛教很快被国人接受,并在中土扎下根来有关；另外,当时华夏文化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文人士大夫胸怀宽广,对于异邦文化很有容纳量.
第二次陌生的大规模外国语传入则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欧洲语言文字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语.这次的外语西来与那次“番语”截然不同,它是伴随着炮舰鸦片一起来的,因此国人一开始就对它充满恶感,称之为“蟹行文字”（英文等横排,如同螃蟹横行）.有文化的上层人士也由于文化的衰败腐朽,头脑冬烘,除了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无耻媚外以外,大多对于涉外的事情是持敌视态度的.同光年间,与外国互派使节.中国使节是代表皇帝出使外洋,一路也称“钦差”.途径州县都要按照钦差的规格迎送,各处州县官多鄙视.有的竟说：“此算什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要找十几个随员,竟无有应者（皆见佚名《外交小史》）.这些在今人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
到了咸丰年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进北京.洋鬼子登堂入室,你想闭着眼睛不理他不成了.此时语言交流自然成了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清官员中几乎没有会外语的,要找翻译也很难.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英国人占领的香港和已经开放通商口岸的城市如上海等地,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和贸易的需要,一些商人懂得了外语.最初清政府的官员用他们作通事,能够解决一些日常的交流,但很难与外国人做深入的交谈,因为这些懂外语的商人知识面有限,所懂的外语一般也是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如货物名称,价格多少之类,很难登大雅之堂.
为了了解“夷情”和外交的需要,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向朝廷上奏《请设上海学馆折》.提出了清政府应该建立培养外语人材的学馆,以便利与外国沟通.他说：“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夥.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翰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然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作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倭仁（当时的理学家）还上奏“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他说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御史张盛藻上奏也反对建学馆事.他说,天文算术之类的事情,应该由钦天监（掌管天文历算的衙门）去管,制造工作,应该由工部管（因为拟议筹办学馆除了学习西洋语言文字外,还要学西学,如数学物理之类）,文儒近臣,不应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这种无知愚蠢的奏文竟然在北京官场中广为传诵,以为至论.可见当时北京的风气.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二十多年了,挨了那么多打,头脑也没有清醒过来.
写到这里不由得使我想起清王朝历史责任问题,现在许多史学家在吹捧“我大清”,对康雍乾赞颂已经到了肉麻的程度；对于晚清则多以“卖国”二字轻轻了之.其实,有清一代,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误国.清朝历代皇帝最关注的还是如何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除了汉文化圈以外的世界是两眼一抹黑的,他们绝对不接受外界的新事物.从康熙起就失去了许多使国家富强的机会,失去了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机遇.鸦片战争以后,颟顸的清统治者又死抱住祖宗之法不放,不肯进步,连外语这个简单交际工具都不想去掌握,举国之大,有四亿人口,与外邦打交道却连一个合格的翻译都没有,简直是荒唐而又可耻.清政府在外交上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不可胜计.
二
政治现实的需要是迫切的,以教授外语和西学为主的官办学校同文馆终于在同治元年开张了.此年六月十一日正式开学只招到了十名学生.从学生数看来很可怜,但它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和西学学院.
首先这个名字就很可笑,“同文馆”本来是宋代接待外国使节的招待所之一.因为它是接待高丽人,高丽与宋同属汉文化圈,高丽也使用汉字,高丽与大宋是属于“书同文”的,所以以此命名.清廷把教授自己子弟学外语的地方取了这样一个怪名字,是你去与西洋人“同文”,还是让西洋人与你“同文”呢?有人把“同文”解释作“通文”也很勉强.
同文馆在顽固派的反对声中开锣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招不到学生.现在学外语是个热门,外语学院与艺术院校是目前最有钱的高校,就是有千军万马在挤这两条道.那时弥漫社会的是科举崇拜,谁肯问津洋鬼子的东西呢?汉人的读书人家认为只有读儒书,写八股,考秀才、举人、最后中进士,当官,才是人生中的正途.正像《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所说,人生在世,总以“文章举业”为主,就是孔夫子活到今天也得如此,他老讲“言寡尤,行寡悔”,谁给他官做?这就是社会舆论,也是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同文馆最初只能在“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中遴选.即使是旗人也受到汉人科举至上风气的影响,旗人也不愿意去.怕把自己卖给洋鬼子.朝廷只好以物质刺激的办法,多给助学金（当时称作“膏火费”意为晚上点灯阅读的花费）,每月三两白银（《儒林外史》中开篇讲的那位乡村塾师周进,一年薪金才十二两白银）,读一两年后,可升至六两.学生学习成绩好,高班学生如能给低班学生辅导的话,还要给以报酬,最多可以拿到十五六两银子.这样一个学生一年可以拿到近二百两的银子.那时一个七品知县,正式的年薪才七十多两.至于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更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天天三顿宴席.甚至夜里听戏晚归,可叫厨子做夜宵,送到寝室来.就是这样来学习的学生仍自觉矮人一等.同文馆优秀学生张德彝后来做到驻英国、法国等国公使,官至三品,就这样,他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时,还对子弟说：“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可见当时洋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问题是教师多不合格.同文馆很少聘到真正的教师,当时中国人没有精通外语的,只能从来华洋人中选.这些洋人多是外国驻华公使或总税务司署负责的洋人推荐的.这些被推荐来教书的人流品复杂,大多没有教书经历.有的是西洋浪人,看上了每月三百两银子的薪金；有的是为了在同文馆中学中文的,边教边学,学好了也就走了.有的是推荐者的亲属,如夫人之类.这些人没有学问,对教学也不认真,很难培养出水平高的学生.有的学俄文的,学了六七年连字母表都背不下来.
当然,更成问题的是,主持同文馆者没有近代办学理念,把学校办成了衙门,学生都是老爷.最初连学制都没有,成了混日子的地方.光绪十一年（1885）同文馆整顿、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在招收学生方面,有了改进,招收的主要对象是年龄大,已通汉文,有了出身（指举人、进士之类的功名）的人.并建立了科目.分语言文字和科学两类.语言文字有英、法、德（当时成为“布文”,即布鲁士文）、东（日本）文；科学分算学、格致（物理）、化学、医学.光绪二十四年开办京师大学堂,科学各科并入大学堂.学生按照学习时间的长短和实际水平,分为前馆、后馆.前馆即高年级,相当现在的专科；后馆为低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中学.学制八年.
同文馆在当时腐败老朽的中国仿佛是怪物,受到人们的嫉视,最后在要扫荡一切洋鬼子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摧毁.1900年义和团在老佛爷的支持下开进北京,在各衙门设坛作法.同文馆的老师学生皆属于洋鬼子和二毛子,为团民镇压对象,早已逃之夭夭.大师兄在这里开坛办公.令人惊奇的是,大师兄下达训令和代天发布文告时用的印信,却是同文馆总教习的图章.图章上满是“蟹行文字”.团民们不认识,大师兄说：这是“天文”,你们不懂,是洪钧老祖赐给我的.这也是一种“洋为中用”吧!
累死我啦.看在我复制着都这么累的面子上,就给点分吧.内容您大概了解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