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它是如何逐步阐述这一观点的?有什么现实意义?

　　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写于1959年3月12日,四天后发表,
　　被殷海光先生誉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发表这篇文
　　章的《自由中国》杂志,向来高张言论自由大旗,直言谠论,批评时政,很令执
　　政者头痛.文章发表时,正值当局猛烈围攻《自由中国》,发起诉讼控其“伪造
　　文书”、“诽谤领袖”,情势极为艰险.胡适于此时大谈容忍,自有深意.
　　胡适引用母校康乃儿大学布尔教授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
　　比自由更重要”,强调指出,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
　　上,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他举了三个例子.
　　其一,胡适本人十七岁时发表文章,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要
　　求实行《礼让－王制》上的一句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十年之
　　后,当胡适一班人离经叛道反传统时,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引用
　　《王制》中的话,要“杀”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其二,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庭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
　　摧残异己.1553年10月23日,日内瓦执掌宗教大权的加尔文,竟把敢于
　　批评他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捆在柴堆上用火慢慢烧死.
　　其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
　　又断言,在“以白话为正宗”的问题上,“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
　　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这样一
　　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再加上几分正义的火气,使人丧失了容忍的雅量.一切
　　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
　　被压迫,都由此而来.可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细读此文,发觉胡适先生只把容忍归结为个人的修养或心态.这个意义上
　　的容忍,大体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容”的对象,应当是容忍者不喜欢,不赞
　　同,甚至从道德上感觉厌恶的人和事.比如少年胡适恶之欲其死的鬼神之论,加
　　尔文务求斩草除根的异端邪说等等.至于包容对自己喜欢、或至少不厌恶不痛恨
　　的东西,容易之极,算不得容忍.第二,“忍”的主体,应当是有能力压制甚至
　　摧毁对立面的人或集团.无权无势者的忍受,逆来顺受而已.能力不足时的隐忍,
　　等待时机而已.两者恐怕都算不得宽容.
　　想清楚这两点,不觉大失所望,因为胡适先生讲的容忍,岂止是人类历史上
　　“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直是可望而不可及.普天之人,在面临自己不喜欢,
　　不赞同,特别道德上反感、厌恶乃至痛恨的人和事,又有能力打压时,试问谁会
　　容得下来忍得住,不去打压“邪恶”以伸张“正义”呢?孔圣人谦谦君子,一朝
　　权力在手,不是立马就杀了少正卯吗?那至高无上的上帝,还动不动就对那些只
　　拜偶像不拜他的人们,降下天火大加挞伐呢!容忍或宽容,作为个人的修养,要
　　求实在太高了,不仅咱们普通人难得有那道行,不仅人世间的至圣先师做不到,
　　就连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做不到!
　　其实证诸历史,西方政治宽容的观念和制度,恰恰不是宽容心态普及的结果,
　　而是相反,正诞生于极不宽容的教派之争中.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教派林立,每
　　一门都自称得到上帝真传,是正义的化身,每一派都视异教为反社会反人类反上
　　帝的邪教,必欲除之而后快.信仰狂热如火,以致要用干柴和烈火来炙烤异端的
　　肉体,才能拯救他的灵魂以及我们大家的灵魂.胡适提到的加尔文火烧塞维图斯,
　　只是当时千百件宗教迫害事件中,比较著名的一桩罢了.在那个火与剑的年代,
　　胡适先生大力呼吁的宽容心态,根本连影子都找不到.
　　如是者纷乱一百多年,各教派谁也吃不掉谁.连绵不断的迫害、折磨、屠杀
　　和毁灭,迫使人们反思,去寻找不同信仰不同教派和平共处的理论和制度.16
　　85年,也即塞维图斯被烧死的132年后,一位受到本国政治迫害而流亡荷兰
　　的英国哲人,写下了他的第一封论宗教宽容的信件,四年后匿名发表,随即引起
　　了巨大的反响,逐渐催生出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人就是约翰洛克,这封信与他
　　后来写的另三封信合起来,就是著名的《论宗教宽容书简》.
　　洛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我们人类不宽容的本性,有著极为清醒深刻的洞
　　察.他不相信普通人会自觉地实行宽容.许多人,在尚未攫取到迫害他人的权力
　　的时候,几乎都能够耐心而冷静地忍受异端,愿意平等相处并鼓吹互相宽容,很
　　少表露出满怀激情的对立狂热；而一旦获得世俗权力,他们立马以强者自居,变
　　成了狂热的真理卫士们和谬误斗士们,和平和仁爱也就立即被抛至九霄云外了.
　　因此,要真正实现宗教宽容,唯有不让任何一个教派拥有迫害他人的权力.
　　政教分离,信教自由,这就是洛克为实现宗教宽容而提出的根本方案.这是一个
　　划时代的伟大设计.国家只负责世俗事务,如执行平等的法律,保障产权,维护
　　契约等等,它不能、也不应当以任何方式扩及灵魂拯救.后者属于每个公民的私
　　人领域,国家不得干预.相应地,教会除了以其教义和礼拜,从事灵魂拯救外,
　　不得有剥夺他人自由和财产的任何世俗权力.如此,迫使各教派不得不和平共处,
　　相互容忍.
　　以今天的标准看,洛克当时所提倡的宽容,有许多限制,普及面仍嫌不广.
　　例如,对否认上帝存在的人,他是完全不讲平等保护和宽容的.其理由也很可笑：
　　他们不信上帝,也就不相信地狱；不相信地狱,诺言、契约和誓言这些人类社会
　　的约制就不可能对他们有约束力.于是他们作为守法公民的一切凭仗都化为乌有,
　　没资格要求别人对其宽容.
　　然而,洛克学说的光辉之处,并不因此而掩,因为它打下的基础,使得宽容
　　的生长和扩展,成为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随著不同教派之间实行宽容,久而久
　　之,人们发现,所谓水火不相容的教义冲突,其实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可怕；异教
　　徒也不如想象中的行为乖张,他们可以是好丈夫,好邻居,好公民.随著对异端
　　的恐惧消失,宽容的心态随之而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宽容心态悄悄地生根
　　发芽,成长壮大.宽容也逐渐变成了有牢固基础的持久的制度,而不再是权宜之
　　计的暂时的实力平衡.基础牢固了,宽容面也就推而广之,不断扩大.直到今天,
　　自由社会里宽容的限度仍在扩展.
　　概言之,宽容的社会,是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消除对异端的恐惧,从而逐
　　步培养出宽容的心态和修养来.权力制衡是因,宽容心态是果.宽容的社会,并
　　不期待每个人、每个团体能够自觉地对别人宽容,而是靠国家对每个人、每个团
　　体的平等保护,靠法律的强制,来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互容忍,和平共存.这也意
　　味著,宽容的社会绝不能仅仅因为某个宗教某种信仰的教义上的不宽容,而将其
　　宣布为邪教进行政治迫害.就象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个人性格上的固执偏激,而
　　将其宣布为社会公敌,投入监狱一样.当有人以某某功某某教某某派教义的排他
　　性为由,替官府的政治迫害作辩护时,显然是没有弄懂得宗教宽容和信仰宽容的
　　真义.
　　胡适先生的文章,似未仔细辨识权力制衡与宽容心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反
　　复倡导宽容心态之果,却无一句提及权力制衡之因.这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先生的悲剧,在于面临的专制机器太强大,欲求权力制衡而不可得,只好去设法
　　消除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疑虑和恐惧,呼吁当权者多多培养宽容的心态,更多地容
　　忍政治、言论和信仰的自由.
　　为了让当局能够容忍,胡适也呼吁自由派书生们检点自己的言论.在《自由
　　中国》十周年记念会上,胡适再度以“容忍与自由”为题作演讲,谆谆致意：我
　　们这班书生其实也是强者,因为我们说的话可以形成社会力量,令当局害怕和恐
　　惧.正因为这点,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他引用毛子水的话说：“要使说
　　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
　　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
　　这番话的用意很明显.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胡适实际上是
　　要求大家收敛言论的锋芒,企图以委屈求全的姿态,尽力弥和台湾当局同《自由
　　中国》的冲突.然而他终究未能成功.一年以后,《自由中国》被查封,主编雷
　　震铛锒入狱,判刑十二年.胡适晋见蒋介石,当面苦谏不听,郁郁而还.
　　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社会里,宽容之难求,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