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为人之道的名言警句
两个
两个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评介】
大奸似忠,大贪敝履.在好言,金钱、美女、铁哥们的面前,可要小心,说不定笑声里突然飞出一把刀子,不偏不邪地扎向你的心.
太祖高皇帝五年（己亥,公元前二Ο二年）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评介】
司马光认为一个人应该正确对待功名利禄.汉初三杰,人生结果完全不同,韩信被杀,萧何下狱,只有张良隐居南山,淡出官场,明哲保身.其中既有君臣之间的矛盾,也有不能正确对待功名的原因.
老子说过一句话：“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在中国古代政治专制体制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究竟如何看待人生,有积极的态度,也有消极的态度.《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有一首道士唱的《好了歌》就是看破红尘,消极对待人生的代表性说法.歌词云：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太祖高皇帝十一年（乙巳,公元前一九六年）臣光曰：世或以韩信为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闬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
【评介】
受胯下之辱,终成大业者是韩信,战必胜,攻必取者,也是韩信.最后囚于钟室,面壁悲歌,“狡兔死,走狗烹,天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也是韩信.功劳是什么?有时是金钱、地位、美色,有时也是大牢,是地狱,其中的奥妙,深着呢!
孝惠皇帝元年（丁未,公元前一九八年）臣光曰：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
【评介】
司马光认为惠帝没有处理母亲亲情与国家大事的关系.在仁孝与国家大事发生矛盾时,应该以仁孝服从于国家大事.惠帝对自己的母亲的行为不是劝谏而是消极逃避,“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这是不可取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逃避也是一种解脱,只不过是一种痛苦的解脱.
中宗孝宣皇帝地节四年（乙卯,公元前六六年）臣光曰：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固可以亲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昔椒作乱于楚,庄王灭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为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
【评介】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威福、权势、金钱、地位,人人趋之若鹜.殊不知,在得到的时候,说不定会失去,甚至会失去更多.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成而身退,得全其身,得福其家,可以为鉴矣!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二十】
【评介】
司马光认为贡禹知而不言是其大罪.人们常言居其官者谋其政,而贡禹对皇帝游猎无度,奸臣用权这些皇帝应该认识到而没有引起警惕的现象视而不见,不发一言；而对皇帝本来就很重视的问题反复陈说,这是一种严重失职行为.
不过,贡禹为官之道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凡是忠言,听起来都有些逆耳,凡是良药,都有些苦口.说得不好听,未必不是忠贞,说得让人爱听,未必就是真朋友!
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二十】
【评介】
司马光的意思是,以正才能压邪,要树正气,行正道.如果正气不立,则邪气猖獗.
在正常情况下正和邪是黑白分明的.但在一个是非颠倒的环境下,情况却会发生变化.譬如：影子歪邪于地上,影子便对树桩说,你为何不正?树桩看了看自己,我是正的,是你歪了.树桩和影子都在辩说自己正.双方争论不休,相持良久,只好一起去问远处的一盏灯.灯不紧不慢、不急不缓地说：你们说的都对,都不对.是正是歪,一要看我怎么样照射,二要看你们从各自的立场.
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八年（癸未,公元八三年）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资治通鉴》卷四十六【汉纪三十八】
【评介】
司马光认为,作为人君,不仅应该有判断是非曲直的认识能力,而且还应该有赏善罚恶的政治能力.如果知善不用,知恶不罚,很容易导致正气不伸、邪气猖獗的恶果.
孝顺皇帝永建二年（丁卯,公元一二七年）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
【评介】
司马光认为隐士之所以退隐山林,并不是他们不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而是一种在世无道的情况下明哲保身的措施.作为君主,应该修明政治,弘扬王道,征举逸民隐士,让那些隐士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条件和机会.
当然,隐士中也不排除有以退为进,以隐图显,韬光养晦,见机而起之人.
孝桓皇帝建宁二年（己酉,公元一六九年）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
【评介】
在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上,有时要难得糊涂,有时要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方可万全.宋朝有个宰相叫吕端,凡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官做得很娴熟.
营阳王景平元年（癸亥,公元四二三年）臣光曰：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为不智；如谦之者,其为爰居亦大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
【评介】
司马光认为不同的思想对人有不同的影响.“思无邪”就是思想情感表达适中,无“过”与“不及”之弊,思想情感表达适中,行为笃守正道.
当然,人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学术思想的接受是有差别的.如在得意之时,学点佛,参参禅,以免显忘形之态；在失意时,读点《老子》、《庄子》,染些道骨仙风,就可活下去了.
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年（甲戌,公元四九四年）臣光曰：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幸,谋易嗣君.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轻躁之士,乌可近哉!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
【评介】
这里引用一句很流行的歌词“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凡济大事,成大业者,无不是干净利落,果断坚决.患得又患失,有机会时抓不住,机会来了,又不知所措,这样的人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在一旁咽口水.
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年（甲戌,公元四九四年）臣光曰：臣闻“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谢兄弟,比肩贵近,安享荣禄,危不预知；为臣如此,可谓忠乎!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
【评介】
忠于事业,为国谋利者是敬业；忠于一个人者是尽忠.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虽然是以德报恩,但也容易生出许多奴才来.
高祖武皇帝大通元年（丁未,公元五二七年）臣光曰：湛僧智可谓君子矣!忘其积时攻战之劳,以授一朝新至之将,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功成不取,以济国事,忠且无私,可谓君子矣!
——《资治通鉴》卷一五一【梁纪七】
【评介】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看到别人的长处,反思自己的短处,才是客观、理性态度.但是人们往往患有“近视病”,总看人之短,说自己之长.看来配戴眼镜是必要的.
高祖武皇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五三一年）臣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纪十一】
【评介】
司马光说的是如何做人的问题.笃守正道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品格.但是笃守正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定要抵御歪门邪道的诱惑.
走正道者是君子,从旁门左道入者是小人.但中国历史上钻狗洞、探旁门者络绎于路.其实在这小人队伍中有些曾是君子,因为封建专制制度,逼良为娼,才使他们从君子异化为小人.或做个“临时”小人.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至德二载（丁酉,公元七五七年）臣光曰：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资治通鉴》卷二二Ο【唐纪十六】
【评介】
这是一幅画,小人的嘴脸,势利之徒的百态,尽在其中.
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显德元年（甲寅,公元九五四年）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果谁贤乎?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纪二】
【评介】
司马光认为冯道是个不倒翁,历五朝八姓,始终能够左右逢源,但是,冯道已亏大节.不过司马光对冯道处世之术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冯道能全身于乱世,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处事才能.而且,当时五朝八姓的统治者也为冯道提供了左右逢源的机会.
这里有必要对冯道这个政治上不倒翁做些简要介绍.历史上的五代,不过五六十年的光景,但是王朝频繁更迭,一共换了五个朝代,出了五姓皇帝.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短命的皇帝统领的也都是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做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倾颓而断了人士途去.但也并非没有在这不断的更迭中泰然自若从未倒下一次的人.冯道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先后事4姓10位皇帝,均能进退得当,久居禄位.是不是因为冯道怀抱经天纬地之才,几代君主都缺之不得呢?恰恰相反,他既无政治建树,又乏民族气节,一旦国难临头,就另攀高枝.他从不以国家大业为己任,只一味追求高官厚禄,弃国背君对他来讲如奴易主一般容易.
冯道,字可道,是河北瀛州景城（今河北河间地区）人.相传他未成名问相时,就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因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他认为吉人自有天相,那么任凭乾坤转换,只要识时务不乱方寸,便可以处处通津坦程.冯道的一生确确实实是按着这一座右铭去做的.
冯道生活的几十年,天下纷纷扰扰,民如倒悬,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他政治上的“不倒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著书数百言,津津乐道地讲自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的官阶封爵,自号为“长乐老”,真是厚颜无耻,令人作呕.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者,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大奸似忠,大贪敝履.在好言,金钱、美女、铁哥们的面前,可要小心,说不定笑声里突然飞出一把刀子,不偏不邪地扎向你的心.
太祖高皇帝五年（己亥,公元前二Ο二年）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评介】
司马光认为一个人应该正确对待功名利禄.汉初三杰,人生结果完全不同,韩信被杀,萧何下狱,只有张良隐居南山,淡出官场,明哲保身.其中既有君臣之间的矛盾,也有不能正确对待功名的原因.
老子说过一句话：“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在中国古代政治专制体制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究竟如何看待人生,有积极的态度,也有消极的态度.《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有一首道士唱的《好了歌》就是看破红尘,消极对待人生的代表性说法.歌词云：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太祖高皇帝十一年（乙巳,公元前一九六年）臣光曰：世或以韩信为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闬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
【评介】
受胯下之辱,终成大业者是韩信,战必胜,攻必取者,也是韩信.最后囚于钟室,面壁悲歌,“狡兔死,走狗烹,天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也是韩信.功劳是什么?有时是金钱、地位、美色,有时也是大牢,是地狱,其中的奥妙,深着呢!
孝惠皇帝元年（丁未,公元前一九八年）臣光曰：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
【评介】
司马光认为惠帝没有处理母亲亲情与国家大事的关系.在仁孝与国家大事发生矛盾时,应该以仁孝服从于国家大事.惠帝对自己的母亲的行为不是劝谏而是消极逃避,“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这是不可取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逃避也是一种解脱,只不过是一种痛苦的解脱.
中宗孝宣皇帝地节四年（乙卯,公元前六六年）臣光曰：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固可以亲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昔椒作乱于楚,庄王灭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为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
【评介】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威福、权势、金钱、地位,人人趋之若鹜.殊不知,在得到的时候,说不定会失去,甚至会失去更多.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成而身退,得全其身,得福其家,可以为鉴矣!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二十】
【评介】
司马光认为贡禹知而不言是其大罪.人们常言居其官者谋其政,而贡禹对皇帝游猎无度,奸臣用权这些皇帝应该认识到而没有引起警惕的现象视而不见,不发一言；而对皇帝本来就很重视的问题反复陈说,这是一种严重失职行为.
不过,贡禹为官之道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凡是忠言,听起来都有些逆耳,凡是良药,都有些苦口.说得不好听,未必不是忠贞,说得让人爱听,未必就是真朋友!
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二十】
【评介】
司马光的意思是,以正才能压邪,要树正气,行正道.如果正气不立,则邪气猖獗.
在正常情况下正和邪是黑白分明的.但在一个是非颠倒的环境下,情况却会发生变化.譬如：影子歪邪于地上,影子便对树桩说,你为何不正?树桩看了看自己,我是正的,是你歪了.树桩和影子都在辩说自己正.双方争论不休,相持良久,只好一起去问远处的一盏灯.灯不紧不慢、不急不缓地说：你们说的都对,都不对.是正是歪,一要看我怎么样照射,二要看你们从各自的立场.
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八年（癸未,公元八三年）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资治通鉴》卷四十六【汉纪三十八】
【评介】
司马光认为,作为人君,不仅应该有判断是非曲直的认识能力,而且还应该有赏善罚恶的政治能力.如果知善不用,知恶不罚,很容易导致正气不伸、邪气猖獗的恶果.
孝顺皇帝永建二年（丁卯,公元一二七年）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
【评介】
司马光认为隐士之所以退隐山林,并不是他们不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而是一种在世无道的情况下明哲保身的措施.作为君主,应该修明政治,弘扬王道,征举逸民隐士,让那些隐士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条件和机会.
当然,隐士中也不排除有以退为进,以隐图显,韬光养晦,见机而起之人.
孝桓皇帝建宁二年（己酉,公元一六九年）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
【评介】
在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上,有时要难得糊涂,有时要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方可万全.宋朝有个宰相叫吕端,凡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官做得很娴熟.
营阳王景平元年（癸亥,公元四二三年）臣光曰：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为不智；如谦之者,其为爰居亦大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
【评介】
司马光认为不同的思想对人有不同的影响.“思无邪”就是思想情感表达适中,无“过”与“不及”之弊,思想情感表达适中,行为笃守正道.
当然,人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学术思想的接受是有差别的.如在得意之时,学点佛,参参禅,以免显忘形之态；在失意时,读点《老子》、《庄子》,染些道骨仙风,就可活下去了.
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年（甲戌,公元四九四年）臣光曰：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幸,谋易嗣君.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轻躁之士,乌可近哉!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
【评介】
这里引用一句很流行的歌词“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凡济大事,成大业者,无不是干净利落,果断坚决.患得又患失,有机会时抓不住,机会来了,又不知所措,这样的人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在一旁咽口水.
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年（甲戌,公元四九四年）臣光曰：臣闻“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谢兄弟,比肩贵近,安享荣禄,危不预知；为臣如此,可谓忠乎!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
【评介】
忠于事业,为国谋利者是敬业；忠于一个人者是尽忠.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虽然是以德报恩,但也容易生出许多奴才来.
高祖武皇帝大通元年（丁未,公元五二七年）臣光曰：湛僧智可谓君子矣!忘其积时攻战之劳,以授一朝新至之将,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功成不取,以济国事,忠且无私,可谓君子矣!
——《资治通鉴》卷一五一【梁纪七】
【评介】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看到别人的长处,反思自己的短处,才是客观、理性态度.但是人们往往患有“近视病”,总看人之短,说自己之长.看来配戴眼镜是必要的.
高祖武皇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五三一年）臣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纪十一】
【评介】
司马光说的是如何做人的问题.笃守正道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品格.但是笃守正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定要抵御歪门邪道的诱惑.
走正道者是君子,从旁门左道入者是小人.但中国历史上钻狗洞、探旁门者络绎于路.其实在这小人队伍中有些曾是君子,因为封建专制制度,逼良为娼,才使他们从君子异化为小人.或做个“临时”小人.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至德二载（丁酉,公元七五七年）臣光曰：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资治通鉴》卷二二Ο【唐纪十六】
【评介】
这是一幅画,小人的嘴脸,势利之徒的百态,尽在其中.
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显德元年（甲寅,公元九五四年）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果谁贤乎?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纪二】
【评介】
司马光认为冯道是个不倒翁,历五朝八姓,始终能够左右逢源,但是,冯道已亏大节.不过司马光对冯道处世之术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冯道能全身于乱世,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处事才能.而且,当时五朝八姓的统治者也为冯道提供了左右逢源的机会.
这里有必要对冯道这个政治上不倒翁做些简要介绍.历史上的五代,不过五六十年的光景,但是王朝频繁更迭,一共换了五个朝代,出了五姓皇帝.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短命的皇帝统领的也都是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做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倾颓而断了人士途去.但也并非没有在这不断的更迭中泰然自若从未倒下一次的人.冯道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先后事4姓10位皇帝,均能进退得当,久居禄位.是不是因为冯道怀抱经天纬地之才,几代君主都缺之不得呢?恰恰相反,他既无政治建树,又乏民族气节,一旦国难临头,就另攀高枝.他从不以国家大业为己任,只一味追求高官厚禄,弃国背君对他来讲如奴易主一般容易.
冯道,字可道,是河北瀛州景城（今河北河间地区）人.相传他未成名问相时,就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因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他认为吉人自有天相,那么任凭乾坤转换,只要识时务不乱方寸,便可以处处通津坦程.冯道的一生确确实实是按着这一座右铭去做的.
冯道生活的几十年,天下纷纷扰扰,民如倒悬,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他政治上的“不倒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著书数百言,津津乐道地讲自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的官阶封爵,自号为“长乐老”,真是厚颜无耻,令人作呕.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者,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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