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说过：“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闻一多在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的研究也有成就.
闻一多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