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病急乱投医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地主阶级抵抗派林则徐,把缴获的外国人的书籍进行翻译,还仿制西方战舰等武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魏源则在此基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提出师夷：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学习军事技术,一是学他们的火器（枪、炮、子弹、火药）,二是战舰,三是兵法,同时,他在《海国图志》中也提出中国人应自己造枪炮、军舰,中国应派一些精兵巧匠到西方去学习.
真正实践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以李鸿章、张之洞、冯桂芬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还建立了新式学校,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虽然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但洋务运动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在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阶级领袖洪秀全在《劝世良言》的影响下,把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把分散的农民聚集起来,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撰写了《资政新篇》,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等科学技术知识,效仿英美的政治制度,以此寻找它们富强的原因.《资政新篇》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但作者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资政新篇》思想未能付诸于实践.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19世纪末,中国资本主义思想产生并发展,出现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维新改良派,他们希望利用西方的资本来扶植国家的工业,“用洋人之本,谋华人之生”、“师夷制夷”.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关键在于工商业的发展,即“商战固本”、“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同时还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共主的政治.但早期的维新派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之于实践,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后期维新派把这种政治思想推进到完整的体系.康、梁主张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来实现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国家,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制政体.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先进思想家,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思想,在当时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唤醒了中国人的觉悟.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如陈天华、孙中山等.其中陈天华提出为了有效地进行反侵略斗争,应该学习西方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把学习西方和反侵略结合起来,通过革命,变革现在,然后才能赶上西方,超越西方.孙中山十分赞赏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的“自由”口号和美国林肯提出的“民有”观念,认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就是争取“自由”和实现“民有”.他说美国总统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他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提出中国搞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后来他又给民主和科学以新的内容,大量介绍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是行不通的.
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李大钊于1919年5月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