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 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