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运筹学被引入中国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第一个运筹学小组在钱学森、许国志先生的推动下在1956年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可见,运筹学一开始就被理解为同工程有密切联系的学科.
钱学森先生在MIT取得硕士学位,在加州理工大学（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博士学位后成为该校的第一位Goddard讲座教授.许国志先生在堪萨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马里兰大学流体力学和应用数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他们两人于1955年回到祖国致力于新中国的科技事业.
1959年,第二个运筹学部门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立,这是大跃进中数学家们投身于国家建设的一个产物.力学所小组与数学所的小组于1960年合并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排队论、非线性规划和图论,还有人专门研究运输理论、动态规划和经济分析（例如投入产出方法）.在当时这些先遣者中,目前还健在的有越民义先生、刘源张院士、朱永津教授、桂湘云教授、陈锡康教授、徐光煇教授、韩继业教授、李秉全教授、郭绍僖教授等.
1963年是中国运筹学教育史上值得一提的一年,数学研究所的运筹学研究室为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58届）开设了较为系统的运筹学专业课,这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学里开设运筹学专业和授课.今天,运筹学的课程已变成所有大学的商学院、工学院乃至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的基本课程了.
五十年代后期,运筹学在中国的应用集中在运输问题上,其中一个广为流传容易明白的例子就是“打麦场的选址问题”,目的在于解决当时手工收割为主的情况下如何节省人力和实践.国际上大家都知道的“中国邮路问题”模型也是在那个时期由管梅谷教授提出的.所以,现在非常热门的“物流学”,在当时就有一些雏形的研究,但可惜中国的大工业落后,又不是市场环境,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远离了当代“物流学”的发展主流.
中国运筹学早期应用的亮点是由华罗庚教授点燃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和中科院院士的他,亲自率领一个小组,大家称为“华罗庚小分队”,到农村、工厂讲解基本的优化技术和统筹方法,使用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自1965年起的十年中,他到了约二十个省和无数个城市,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他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表扬.华罗庚先生这一时期的推广工作播下了运筹学哲学思想的种子,大大推动了运筹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直到今天,许多中国公民还记得“优选法”这个词汇,但不一定知道“运筹学”.
中国运筹学会于文化大革命后的1980年成立,当时作为中国数学会的一个分会.第一届全国大会在山东省济南召开,华罗庚教授当然地被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副理事长有许国志先生、越民义先生.中国运筹学会在1982年成为国际运筹学联合会（IFORS）的成员.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和学术会议于1984年在上海召开,越民义先生被选为该届理事长,余潜修、刘源张、桂湘云为副理事长.第三次全国会议于1988年在安徽省九华山召开,徐光煇先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为管梅谷、常本英、吴沧浦.1992年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中国运筹学会成为全国一级学会,徐光煇先生继任理事长.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在西安市和湖南长沙举行,章祥荪教授出任理事长,副理事长分别为吴仓浦、常本英、俞文此、赵玮、程侃、袁亚湘、邓乃扬、刘光中、冯英俊等.
1992年中国运筹学会从中国数学会独立出来成为国家一级学会是学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寓意是很深刻的,说明了运筹学以数学为基础,但同数学学科有本质的不同.运筹学家除了推动运筹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还要对社会负起同数学家不同的责任.事实上,国际上几十年来对运筹学发展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运筹学家亦一直关注着这一讨论,参考文献[1],[2]中可查到国际上关于这一讨论的一些论文.1994年美国运筹学会和管理科学学会的合并是国际运筹学界的一件大事,成立了INFORMS.目前,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结合也引起中国运筹学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运筹学会十分注意同国际的交流,以促进学习发达国家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运筹学会积极参与和发起成立了亚太地区运筹学会联合会（APORS）,作为APORS 1991-1994年的主席,徐光煇先生组织了1991年与北京召开的APORS第二届学术大会.作为APORS的代表,他于1992-1994年担任了国际运筹学联合会（IFORS）的副主席,从1994年开始中国运筹学会就争取承办1999年的第十四届IFORS学术大会.共有三个国家的三个城市争办,除了北京还有英国伦敦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第一轮投票留下了北京和伦敦,再次投票决定了北京作为举办城市.中国运筹学工作者骄傲的是：1999年的大会到会一千一百余人,成为IFORS历史上办得最成功的会议之一.
运筹学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应用是它的灵魂.运筹学在国际上除了设理论奖,还设有应用奖.由INFOERMS所设,被称为运筹学奥林匹克的Franz Edelman奖就是最好的说明[3].而IFORS 则只设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运筹学应用奖.中国的运筹学,在理论和应用上同国际水平均有很大差距,在应用方面的差距则更大,这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只可以说, 我们的运筹学工作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层面上还是先进的.作为例证,我们在这里提一下IFORS为发展中国家设的运筹学奖：IFORS Prize for Operational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译为“运筹学进展奖”),该奖三年一次在IFORS学术大会上颁发.
1996年,章祥荪、崔晋川研究员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十四届IFORS学术大会上获得该奖的一等奖[5].1999年陈锡康研究员等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IFORS大会上获得一等奖.另外还有中国运筹工作者获得二等奖,我们期盼着中国运筹学的发展能获得Franz Edelman奖.
中国运筹学会现有注册会员1200多名, 遍布於全国各省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机关企业.中国运筹学会下属有多个专业分会：如决策科学分会；数学规划分会；排序分会；图论组合分会；排队轮分会；青年分会；可靠性分会；金融工程及金融风险管理分会；智能计算分会；企业管理运筹分会；经济数学分会等,各分会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北京、陕西、山东、大庆等一些省市还有地区性运筹学会,部队系统有军事运筹学学会, 仅大庆油田运筹学会就有会员二百多名,他们在许多领域应用运筹学理论与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中国运筹学会还负责组织及管理亚太地区运筹学研究中心的日常学术活动,已组织四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四本论文集,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赞扬与支持.
近年来,中国运筹学工作者继续坚持运筹学研究与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紧密结合.例如,山东省与大连市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 兰州铁路局铁路运输的优化安排, 中外合资经营项目经济评价, 若干国家重大工程中的综合风险分析等方面, 我国运筹学者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二十年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现代高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运筹学工作者还关注到其中一些运筹学起作用的新的工作方向. 例如,我们的运筹学工作者,将全局最优化、图论、神经网络等运筹学理论及方法应用于分子生物信息学中的DNA与蛋白质序列比较、芯片测试、生物进化分析、蛋白质结构预测等问题的研究；在金融管理方面,将优化及决策分析方法,应用于金融风险控制与管理、资产评估与定价分析模型等；在网络管理上,利用随机过程方法,研究排队网络的数量指标分析；在供应链管理问题中,利用随机动态规划模型,研究多重决策最优策略的计算方法.在这些重要的新方向上,我国运筹学工作者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及成绩,有一些已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行列,被有关同行所认可.
总之,中国广大运筹学工作者相信, 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及严格的科学态度,通过不懈的努力,运筹学一定会为国家、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