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和传承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小论文?800字以上

　　既要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更要寻求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百年一轮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九十周年,也是辛亥革命发生的一百周年.随着历史的脚步迈入到了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内的思想斗争也正在日趋激烈.目前的思想斗争,是在为今后必将到来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做准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从当前国内思想斗争激烈复杂的程度上看,未来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也必将会是十分的激烈复杂,而且还更有可能会是十分的残酷.
　　二0一一年的新年伊始,国内新一轮的思想斗争便爆发了.目前爆发的这场思想斗争主要是在那些由知识精英组成的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幌子、以民族主义面容出现的“传统派”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间进行的,其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争夺中华民族未来的主导权,这是一个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生与死的问题.目前这场思想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关于未来的中华民族是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还是恢复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思想统治地位的争论.
　　二0一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针对近年来全国的许多地方都打着加强文化建设、维护传统文化、提升软实力的幌子,大肆兜售尊孔读经的现象,山东省教育厅专门发出了通知,“要求全省各地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等专题教育内容的管理,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认真甄别和筛选优秀传统文化,不可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通诗》等内容.”
　　与山东省教育厅的做法针锋相对,二0一一年一月初,就在山东省教育厅刚刚发出“要求全省不可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通诗》等内容”的通知之后没有几天,北京市不仅就通过了对原文没有进行任何没有删节的《〈弟子规〉新解》一书将在今年九月新学年到来之际在全市中小学推广的审核,而且还在天安门广场为孔老夫子立起了一座象征着帝王之尊的高九点五米的青铜塑像.北京市的这两项举措一经报道,立刻引起了那些三十年来不管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老夫子塑像的坚决抵制和山东省教育厅的做法,令“传统派”气急败坏,不仅迫不及待地马上跳了出来,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山东省教育厅横加指责、大肆谩骂、极力污蔑,并且还继续采用他们一贯采用的给任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总结、反思和批评的行为统统都扣上一顶“文化自虐”的帽子的做法,污蔑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山东省教育厅是在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文化自虐“.
　　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先兆,也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斗争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每一场思想斗争,都必然要有其发生的时代背景,只有当各种矛盾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碰撞之后,思想斗争才会首先出现.思想斗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目前国内出现的这场思想斗争,是在中华民族目前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而且国内更是各种思想异常混杂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才爆发的.
　　中华民族当前的生存状态究竟怎样?对此,目前的国内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除了象张宏良同志所指出的那些大肆鼓吹“继续深化”的“改革教”和竭力兜售普世价值的“沉船派”仍然在别有用心地极力宣扬中华民族目前正处在五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世之外,其余的包括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一些“传统派”人士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却都普遍地一致认为目前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但是,尽管一些“传统派”认同了劳动人民群众对目前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判断,可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挽救危机之中的中华民族,这些“传统派”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间却又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不管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还是某些“传统派”人士,都从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对我国的敌视程度越来越强烈上,从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对中华民族的侮辱越来越肆无忌惮上,从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打击力度越来越重上,从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对我国的军事包围越来越严密上,从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在我国周边的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对我国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上,从我国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上,从我国主流对外来威胁和外来羞辱的承受越来越突破最后底线的表现上,从我国的自然资源的消耗越来越超出最大限量上,从我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极难挽回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上,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式上,从殖民地式的文化和殖民地式的生活方式以及殖民地式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成为国内主流上等这些方面的情况来分析判断,得出的中华民族目前正处在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的认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目前的这种新的生存危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才能挽救深陷在新的生存危机之中的中华民族?
　　对于中华民族为何会深陷于当前这种新的生存危机之中的原因,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无不认为是由于抛弃、虚置、歪曲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缘故,坚定地认为只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挽救中华民族.而某些“传统派”人士对目前危机产生的原因,却认为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所进行的总结、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由于“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造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彻底丧失,故而看不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这才造成了今天全民族的盲目崇外,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而又引发了今天的生存危机,因而才顽固地主张要彻底实现向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回归,试图以儒家思想来挽救中华民族今天的生存危机.
　　总结与反思是任何事物进步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与途径,“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就是中华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深刻全面地总结与反思.儒家思想虽然代替不了我国全部的传统文化,但却能代表我国全部的传统文化.因此,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当中华民族必须对是要生存还是要传统做出选择的时候,“打倒孔家店”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历史选择.
　　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完成引领中华民族实现走出危机的历史重任?浸透了儒化后汉民族斑斑血泪的《二十四史》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任何一个人.希图用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实现引领中华民族走出危机,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而且,从儒化之后汉民族的血泪历史看,正是由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禁锢及麻醉,才导致了中华民族屡屡陷于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维护,不仅要顾及到民族的情感,而且首先更要顾及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其中确有一些精华的存在,但是儒家思想只不过是一种与农业社会时代相适应的农耕文化.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甚至是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今天,儒家思想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无法引领中华民族向前发展.所以,儒家思想不仅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出今天的危机,而且还必将导致中华民族陷于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儒家思想之所以会导致中华民族屡次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就是因为儒家思想不具备引领中华民族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的功能.儒家思想之所以不具备引领中华民族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的功能,就是因为儒家思想的自身由于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缺陷而极不完善.这种严重缺陷,就是儒家思想既不能使我们这个民族养成一种“气”,也不能使我们这个民族催生一种“器”.“气”,就是勇气,就是志气,就是浩然正气,就是敢于同任何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就是宁折不弯的不屈意志,就是能够战胜一切强敌的坚定信心,就是能够战胜一切强敌的超凡智慧,就是能够将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个牢固整体的信仰核心；“器”,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这两者的作用,是任何一个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维持永久生存与发展都必不可少的.
　　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生产力只有在长期而丰富的生产劳动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产生,可儒家思想却过于地重理论而轻实践,甚至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鄙视体力劳动的程度,所以,尽管儒家思想在我国居统治地位两千多年,但却对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推动作用,那就更遑论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工业革命的发生了.从创始人孔子开始,虽然孔孟和后世的有成就的大儒们也一直都在提倡要弘扬浩然正气,但是,由于从孔老夫子开始就只说不做,所以,浩然正气很长时间里在中华民族中也就没有真正地树立起来.
　　传承孔孟之道的那些人也就是读孔孟之书的人,这些人历来大多都是以谦谦君子自居的.在我国,君子的标准和传统就是只说不做,任何人都知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君子就连报仇,都讲究十年不晚.“做”,就是劳作,就是生产,就是战斗.劳作要付出辛苦,生产要付出汗水,而战斗则更要付出鲜血,甚至是付出生命,辛苦、汗水、鲜血和生命都是那些谦谦君子们不肯付出的.可无论是为了吃饭维持生命,还是为了反抗侵略维护民族独立,都必须要进行劳作,进行生产,进行战斗.这其中的道理,那些谦谦君子们也是知道的.尽管“做”是逃避不了的,但是为了不仅能有效地避免自己付出辛劳、付出汗水、付出鲜血、付出生命,而且还能做到“合理地”规避风险,于是,“聪明”的谦谦君子们就都选择了“说”,选择了著书立说.“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去做,怂恿别人去火中取栗,由别人去付出辛苦、付出汗水、付出鲜血、甚至是付出生命,而自己却可以坐享其成.
　　思想专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厉王就曾经将许多批评过他的人都杀了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典故就是由此流传下来的,可见著书也有一定的风险.自己的想法如果不合当权者的口味,“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想抵赖也是抵赖不掉的,因此孔孟之道的祖师爷孔老夫子才做得最为彻底,不仅只说不做,甚至是只说不写.不仅只说不写,以免授人以柄,而且还要为自己说过的那些话找出历史上的依据.以便一旦当权者不满意自己的言行,也好进行辩白,实在辩白不了,还能提醒当权者要象古代的明君对待贤士的那样对待自己.由此,孔老夫子虽然贵为孔孟之道的开山鼻祖,但却没有留下任何一篇属于自己的专著.所以尽管《论语》位居儒家经典之首,却也不过是后来的孔门弟子所记述的一些孔老夫子生前的只言片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孔老夫子厉害不厉害!由于只说不做是从孔孟之道的祖师爷孔老夫子那里开始的,所以只说不做也就成了孔孟之道恒久不变的传统.
　　近年来,某些孔孟之徒为了推卸儒家思想必须要承担的汉民族自儒化之后因衰弱而饱受游牧渔猎民族欺凌的历史责任,便不遗余力地想到历史中去搜寻一些孔老夫子的英雄业绩,试图以此来证明汉民族的衰弱与儒家思想无关,从而证明儒家思想并非是腐朽堕落.可是任凭孔孟之徒们翻遍了中国的历史,也没有为孔老夫子找出一点点的英雄业绩.虽然在历史上没有找到,但冥顽不化的孔孟之徒们却仍不死心.既然在历史上搜寻不到孔老夫子的英雄业绩,那就到《论语》里去挖掘孔老夫子的豪言壮语.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孔孟之徒的努力,还真的就在记载着孔老夫子生前只言片语的《论语》里,找到了一些他们认为的汉民族的衰弱与儒家思想无关的所谓证据.
　　如今的这些孔孟之徒庸俗地认为汉民族在历史上之所以饱受游牧渔猎民族的欺凌,是由于误读了孔老夫子的教导才造成的.是后人把孔老夫子“以直报直,以德报德”的教导,歪曲成了是以德报怨.就是在以德报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不与游牧渔猎民族斤斤计较才造成了屡屡的挨打.因此,汉民族在历史上的屡屡挨打,与儒家思想根本无关,因此,儒家思想也就根本不是什么腐朽没落的思想,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的思想,足以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
　　确实应该佩服这些孔孟之徒的这种聪明才智和契而不舍的精神,但是,豪言壮语绝不等于是英雄业绩.看待一个人,不只是要看他是如何说的,而且更要看他是如何做的.孔老夫子在《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就曾说过：“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事实确如孔老夫子所言,是中国人就没有不知道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这个道理的.对此,也还是孔老夫子理解得最深.《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论语》中的记载来看,身教重于言教和榜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这个道理,也是孔老夫子最早揭示的.所以,尽管孔老夫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这样的话,但是绝不等于孔老夫子也就这样做了.那么,对待不义,孔老夫子真的是按照自己的教导去做了吗?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凡是中国人就大多都能记得这句慷慨激昂的话.这句话同样是出自孔老夫子之口.对“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句话,今天的人们普遍都把它理解为是连这样的事能容忍,那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意思是已经突破了容忍的最后底线.一旦说出了这样的话,也即意味着是最后通牒.当年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为了激起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但是,今天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与原意却是大相径庭的.这句话的原话、语出背景及原意是这样的.《论语》八佾第三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老夫子所说的季氏究竟是谁,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后世有人推论说是季桓子,也有人推论说是季平子.季氏与鲁国国君同宗,都是周公的后裔.季氏世代为鲁国的卿大夫,到了后几代,季氏掌握了鲁国的实际权力.佾,指的是举行祭祀的时候舞蹈者的行列.八佾,就是八行八列,共计有六十四人.按照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规定,八佾是只有周天子举行祭祀时才可采用的礼仪,其余的任何人采用,都视为是僭越.后来周成王感周公辅佐之恩,特殊允许周公的后人,也就是鲁国的国君在祭祀先祖周公时,可以采用八佾之礼.但这个特许允许只限于当鲁国国君的周公后裔祭祀周公时采用,其余的周公后裔即使是在祭祀周公时,也不许采用.
　　到了孔老夫子生活的时代,《周礼》已经基本上再无人尊从,因此孔老夫子才将春秋末年称为是礼崩乐坏的时代.鲁国的权臣季氏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举行祭祀的时候,采用了八佾的礼仪.孔老夫子在得知了季氏的做法之后,私下里议论道：“季氏作为周公的后裔,却破坏周公亲手制定的礼仪制度,他连这样的事都忍心去做,那还有什么事不忍心去做呢?”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所以,孔老夫子当初说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句话时的语气,绝不是象今天的人所理解得那么慷慨激昂,那么壮怀激烈,而只是一种无奈.从孔老夫子说出这句话环境看,只不过是背后的议论,至多不过是发发牢骚,根本就没有什么谴责的意思.视恢复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为毕生使命的孔老夫子对季氏如此不义之事,只是在背后发发议论,发发牢骚,却没有采取任何的实际行动,甚至就连写篇文章或发表公开的声明谴责一下季氏都没有去做,由此可见孔老夫子在说与做之间是如何选择的了.
　　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做法,在当时还应该算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属大不义,理应严肃处理.但是由于是季氏在掌握着鲁国的实际权力,所以季氏的违法乱纪行为不仅不会受到任何处理,反而是谴责和非议季氏的,一定会受到严肃处理.“克己复礼”是孔老夫子经常挂在嘴边的对别人的教导,对季氏的僭越行为,不非议一番,不仅有违自己的初衷,而且更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个毫无原则的小人.而对季氏的僭越行为进行严厉地谴责,又一定会受到严肃的处理,孔老夫子绝对无此胆量去做这样的事.但是不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又说不过去.那么最佳的选择,就是在背后与几个亲近的人对季氏非议几句,而决不去写什么谴责性的文章,或发表什么公开的声明.而背后的非议,即使是季氏知道了,自己也可以设法抵赖.从孔老夫子谓季氏这句话的原意及语境看,对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做法,借用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那就是“高!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