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实事求是了吗?
我国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和官方的教科书及文稿中,通常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为,广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然而,我认为这仅仅是我们政府过去出于宣传和统战的需要,历史并非如此简单.
据史料记载：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的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而更恶劣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也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看看日本这种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所谓产业报国会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法西斯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陶醉.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层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妇人会、文学报国会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赞会旗下,支持战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舆论界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强化对于言论的统制,新闻工作者们用“鬼畜美英”这样的词语,激发国民的同仇敌忾精神.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领袖是坚持平民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德富苏峰,骨干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津久井龙雄、评论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小日本后方的百姓.“七七事变”后,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新闻界,敢于真实客观报道前线日军暴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并掩盖、隐瞒日军失败程度,使广大国民不了解事实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四万二千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四十七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没有出现“二战”后不少国家发生的那种国内民主派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大家看到了吧,小日本全民皆纳粹,真TMD的可恨啊!
由此可见,任何国家,无论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居于社会顶端直接决定事关全体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极少数.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的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日本人民,应该没有疑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人民.工人、农民、企业主、知识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等）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积极支持对外扩张的.他们是日本社会的基础.
自欺欺人的是,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对于日本人民与政府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对外战争的情形,丝毫没有论述,只有极少数几篇论文中偶尔提及.提到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写他们的反战斗争.这里面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一般中国读者以为日本侵略战争是少数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这是从观念出发编写的历史,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实.就近代日本历史而言,反对侵略战争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战争的人更多.在对外侵略扩张这一点上,大多数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外的时候,原先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代替.那种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类,然后根据某类人具有某种性质的公理,称军国主义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爱好和平,而且他们之间判若天壤,再推导出结论来的分析方法,是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作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当然难以获得对对象的正确认识.没有国民自觉的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日军在战场上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之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的塔腊瓦岛、马金岛之战、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间马里亚纳群岛海战,日军全部阵亡.尤其是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美军进攻硫磺岛、冲绳岛过程中,又遇到同样的情况.冲绳之战中,日本军人死亡八万五千多,人民死亡达九万四千人.日本走上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个人、内阁、军部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令人悲哀的是,近两年一些媒体上对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仍然出现用固有思维看待日本社会的现象,即把某个对象从它原生环境中抽出来,孤立地分析、评论.例如说日本有和平宪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国会中有反对党,各派势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战争道路.外交问题进入学术讨论领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人们可以发表各种主张,但是立论必须遵守逻辑规则,首先大前提必须真实.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可见,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广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
让我们抛开外交意识的作祟,看清小日本国民的真正本质,以便在今后的对日交往或冲突中,不再犯历史的绥靖错误,从而能真正打败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