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杜甫的拉 关于忧国忧民的
拜托大家说说关于杜甫忧国忧民的具体事例,越具体越好的啦,
我是问事例呀,不要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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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爱国,而忠君爱国,就要关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声明再怎么穷途潦倒,也要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阳一样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实实,就是这么实践的.
《兵车行》是给杜甫后期诗作定基调的作品.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维持着表面繁荣的唐王朝,已经危机四伏,统治者都视若无睹,还在对吐蕃进行战争.这首诗就是写对西北边境用兵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尘土飞扬,哭声震天,“爷娘妻子走相送”,壮丁被征发到西北边境去送死,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惨景啊!诗人还用镜头切换的手法,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叠映[印]在一起,用强烈的对比来加强刺激效果.
在小农社会里,从来都重男轻女,诗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儿子是养老送终的依靠,现在都战死了,自然还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处总算还有个可指望的.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
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几年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像,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写诗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当夫子.结果“老翁逾墙走”,总算逃脱了,剩下老妇人硬着头皮出来应付.老妇人说,她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三个在前线打仗的儿子战死了两个,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一个没一条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来见人的儿媳和一个吃奶的孙子.一家人活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是够悲惨的了,可是来捉人的公差还不依不饶,非要带人去交差不可.万般无奈,逼得老妇人只好跟着走,到前线去给军队做饭.于是这一家人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被战争剿灭了温情的岁月里,一切无法躲避的灾祸,就都会气势汹汹地降临到弱者的头上.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地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气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阴],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了,杜甫还在《又呈吴朗[郎]》中写道: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个无食无儿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只是一个秋天的事,诗人竟把她记住了.第二年,诗人把这所房子借给一个吴姓亲戚.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这妇人何至于稀罕这几个枣子?正因为她心怀恐惧,因此来打枣时一定要尽可能对她和蔼一些.你插上篱笆防止她来打枣,这岂不是算得太精细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还是多想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爱心吧!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三年后他穷死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就因为杜甫的确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这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因而后人敢于去学他；另一方面,杜诗又特别经得起琢磨,也使后人乐于去学他.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这使他对诗歌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他告诉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简直把诗当成传家的祖业.写诗对杜甫来说,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转移和储存方式,是使自己从苦难和卑微中跳出来的手段.他声言“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明他写诗是反复推敲,反复锤炼的；由于驾御语言的能力高超,再加上精雕细琢,特别耐人寻味.尤其是他的律诗,几乎每一个字都用得那么精到,叫人想不出还能用别的什么字来代替.比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
诗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垂”字和“涌”字,用得特别形象,特别有动势.“平野阔”,天就显得低,仿佛星星往下垂落了一段距离；反过来,由于有星星往下垂落的感觉,又会使人感到平野更加广阔的印象.散乱的月影忽悠忽悠,又像是在推着江水前进,使人感到江水好像流得更急速了.这两个字本来很普通,但用得恰到好处,这就使这两句诗一下变活了,有了更多的层次.杜甫这种驾御语言的本领,使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杜甫的七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境界雄阔,音调响亮.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后人认为这是唐诗中最杰出的一首七律.“不尽长江滚滚来”,抽出去单看也很有些李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但前面有“无边落木萧萧下”,有一种萧杀的气象,是长江之水流得很艰难,就与李诗的意趣大不相同了.这首诗就像流过平原的江河低沉而宽广,看似平缓却有一股不可抵挡的冲力.
最为难得的是,杜甫捧走时代的血泪,反复提炼,用沉重的笔触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世界上只要还有不合理的贫富对立,这两句用红宝石拼成的诗句,就将永远使人警耸.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爱国,而忠君爱国,就要关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声明再怎么穷途潦倒,也要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阳一样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实实,就是这么实践的.
《兵车行》是给杜甫后期诗作定基调的作品.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维持着表面繁荣的唐王朝,已经危机四伏,统治者都视若无睹,还在对吐蕃进行战争.这首诗就是写对西北边境用兵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尘土飞扬,哭声震天,“爷娘妻子走相送”,壮丁被征发到西北边境去送死,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惨景啊!诗人还用镜头切换的手法,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叠映[印]在一起,用强烈的对比来加强刺激效果.
在小农社会里,从来都重男轻女,诗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儿子是养老送终的依靠,现在都战死了,自然还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处总算还有个可指望的.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
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几年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像,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写诗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当夫子.结果“老翁逾墙走”,总算逃脱了,剩下老妇人硬着头皮出来应付.老妇人说,她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三个在前线打仗的儿子战死了两个,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一个没一条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来见人的儿媳和一个吃奶的孙子.一家人活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是够悲惨的了,可是来捉人的公差还不依不饶,非要带人去交差不可.万般无奈,逼得老妇人只好跟着走,到前线去给军队做饭.于是这一家人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被战争剿灭了温情的岁月里,一切无法躲避的灾祸,就都会气势汹汹地降临到弱者的头上.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地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气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阴],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了,杜甫还在《又呈吴朗[郎]》中写道: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个无食无儿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只是一个秋天的事,诗人竟把她记住了.第二年,诗人把这所房子借给一个吴姓亲戚.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这妇人何至于稀罕这几个枣子?正因为她心怀恐惧,因此来打枣时一定要尽可能对她和蔼一些.你插上篱笆防止她来打枣,这岂不是算得太精细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还是多想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爱心吧!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三年后他穷死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就因为杜甫的确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这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因而后人敢于去学他；另一方面,杜诗又特别经得起琢磨,也使后人乐于去学他.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这使他对诗歌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他告诉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简直把诗当成传家的祖业.写诗对杜甫来说,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转移和储存方式,是使自己从苦难和卑微中跳出来的手段.他声言“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明他写诗是反复推敲,反复锤炼的；由于驾御语言的能力高超,再加上精雕细琢,特别耐人寻味.尤其是他的律诗,几乎每一个字都用得那么精到,叫人想不出还能用别的什么字来代替.比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
诗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垂”字和“涌”字,用得特别形象,特别有动势.“平野阔”,天就显得低,仿佛星星往下垂落了一段距离；反过来,由于有星星往下垂落的感觉,又会使人感到平野更加广阔的印象.散乱的月影忽悠忽悠,又像是在推着江水前进,使人感到江水好像流得更急速了.这两个字本来很普通,但用得恰到好处,这就使这两句诗一下变活了,有了更多的层次.杜甫这种驾御语言的本领,使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杜甫的七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境界雄阔,音调响亮.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后人认为这是唐诗中最杰出的一首七律.“不尽长江滚滚来”,抽出去单看也很有些李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但前面有“无边落木萧萧下”,有一种萧杀的气象,是长江之水流得很艰难,就与李诗的意趣大不相同了.这首诗就像流过平原的江河低沉而宽广,看似平缓却有一股不可抵挡的冲力.
最为难得的是,杜甫捧走时代的血泪,反复提炼,用沉重的笔触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世界上只要还有不合理的贫富对立,这两句用红宝石拼成的诗句,就将永远使人警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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