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迫害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或怀疑有人害他,或怀疑有人侮辱他.所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带着显著的“多疑”特征,或反过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着重表现的是狂人的“多疑”.（当然,我们不能将作品中狂人的多疑套在鲁迅身上,这待下述.）
其次,结合鲁迅的创作情况来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不像《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作品侧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外现（形貌、言行、履历、事件等）,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动为主,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识倾向,比如《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伤逝》等.这类作品虽有人物的言行活动,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种精神意识.以《狂人日记》来看,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就采用这样文字：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一开场,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而用“很好”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接下来,“我”出场了,但对于读者来说,“我”无形无状,更不用说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轻是年老,实质上,“我”即“我”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对“很好的月光”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这一句,是意识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注意,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我怕得有理.”这一句,意识走向判断.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贯串整部小说,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狂人日记》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简单说,《狂人日记》是一部意识性小说.
再次,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问题是：《狂人日记》中的“多疑”能够与鲁迅的“多疑”相联系起来吗?
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条件.
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人,这同样也体现在其文本创作之中.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品中的自我意识：“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从宽泛意认上说,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识世界的表述,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同,其在具体的作品表现也不同.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相互分离,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融一.前者如《祝福》,透过《祝福》文本的客观内容,可以把握到鲁迅对于“祥林嫂”这类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而后者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作者客观上描写某一人物某一事实,同时又把某种意识融入其中.举个例子说,《狂人日记》中“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诘问,可以是狂人的、也完全是鲁迅先生的诘问.对于鲁迅与《狂人日记》的关系,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的几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现,都能在《狂人日记》中一窥端倪.”“《狂人日记》中,那种‘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鲁迅）切身体验的‘变形记’.”“因此,‘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