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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过程：
《夹缝中的历史》读后感（一）
历史的轨迹在不断前进。历史的真象往往隐藏在谬论之中，埋藏在假象之下。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学会了阿透过夹缝看历史，看清历史的真象。我明白今天我们评价古人时，我们应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分析。
在我看来荆柯是一个胆小的壮士，他得到田光先生的推荐，受到太子丹的恩惠，冒着生命危险去刺杀秦王。但我却怀疑荆柯。真理不是显示在外的，就像对与于荆柯的怀疑，也是要摆脱世俗的成见，分析他种种行为的原因。在凄凉萧瑟的易水边，高渐离击筑，荆柯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柯和秦舞阳一起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督亢的地图到咸阳宫去刺杀秦王。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有人说是秦王的运气好，有人说是侍女的帮助，使秦王逃过一劫。但我却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荆柯怕死，当他抓住秦王的衣袖时，他可以立刻杀了秦王，他却想制服秦王，将他生擒活捉，他知道如果秦王死了，他也别想活，这便是，他是贪生的，他是怕死的。他有神勇，但他缺乏完全的献身精神，他没有超越生对他的吸引，也没超越他对死亡的抗拒。不过荆柯的所有信义与胆气还是让人极其钦佩的。他谋杀秦王的大举，显然能使处在欺凌之下的中国人产身产生共鸣和快感，并得到一些慰藉。荆柯也演变成为反抗暴君的象征，荆轲的意义便超出他行为的本身。
在中国，韩信显然是一个典范，一个能屈能伸的典范，用以后的功绩来洗刷了以前跨下之辱的典范。人们好似将韩信所受的耻辱看作他实现其目的的一个铺垫，一个陪衬，甚至是一个升华的动力。但“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准则，一个忍耐的底线。作为汉朝开国功臣的韩信却甘心忍受了跨下奇辱。在当时的观念下，韩信应该用自己的生命来反抗，但他并没有跳起来反抗。一个人是否受到侮辱，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如何对待侮辱，却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于是这便成为他终身的耻辱。他沉默的原因并不是他的宽容和怜悯，而是为了功利，他向世俗低下了头。尊严是不可以用来和功利交换的，韩信的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对自身价值的无视。然而在今天韩信依然被当作正面形象而不断提及。像这样的偶像，被树立起来，必将会使那些奋发而起，激励反抗的灵魂哭泣。
通过这本书，我知道独立精神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历史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在夹缝中看历史，也许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多思考，我们便会有不同的发现。
《夹缝中的历史》读后感（二）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即所谓的“后新时期”以来，在市场化和世俗化进一步冲击而社会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严重分化的时代背景下，朱鸿以一个作家的姿态，仍然高擎启蒙的旗帜，承续“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历史批判的精神，神游古今，或揭示专制统治夹缝中人的生存的困厄，或探究历史尘埃和历史话语遮蔽下的人性的幽暗，从历史、文化、制度多角度探察历史事像背后的内部真相，寻求解读现实的历史密码，他的许多洞幽烛微的发见及思想阐发，都给人以有意义的启示。
从生存境遇探讨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是朱鸿思考的一个重点。《诗人多难》写的是群星灿烂的唐代诗人，朱鸿列举了从初唐到晚唐几乎所有重要诗人的人生履历，而他着重表现的，则是诗人们坎坷的命途和多难的人生。
《我在孔庙的所见与所想》，是对中国文化的开创性巨人孔子的思考。这种思考，有一种文化剥离、还其真相的意思。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克己复礼”，怀着拯救世道人心的宏愿，“累累若丧家之犬”，奔走70多诸侯国宣传、推行自己的王道主张，“道不行”，仍然不放弃救世的努力，修书授徒，为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和伦理纲常而不遗余力。《成功的罪孽》写商鞅一生的作为，重在分析这位有奇才但性格刻薄而狠毒的人，制定以“法制”为特色的铁腕政策，一方面使秦国日益强盛，另一方面也从制度方面开了钳制思想、压制民意的先河。制度是人通过自己的思想制定的，但制度一但成为制度，又会变成束缚人思想的绳索。作者的目光忽远忽近，尽力发掘历史夹缝中的细微之处或被忽略之处，并以现代的眼光对历史的罪孽进行理性的批判。
《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比较的是东西方两位文化人的文化性格，也是比较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并在比较中探讨性格与文化、文化与性格之间的关系。司马迁与苏格拉底应该说都是伟大的。两个人都是因说话罹祸，因言论而获罪。一个宁可忍受宫刑之残、之辱，为的是完成未竟的历史著述，一个宁可以一死，来捍卫说话的权利，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以死来昭示言论自由的天赋人权。一个是因了暂时的不死，才能换取最后的说；一个是你可以让我死，但你不可以让我不说。一个是忍辱负重；一个是宁死不屈。而同样是面临罪之审定和生死抉择，苏格拉底还有陪审团为之辩护，而司马迁却没有任何人为他辩护，也没有人敢为他辩护，因为他为李陵的辩护就是辩护人的下场。因了这些比较，作者在文中再再叹息：悲哀啊，悲哀！我不知道是文化导致了他们的性格，还是他们的性格造成了他们的文化。朱鸿的看法是：性格与文化是互为形势的。也许，正是因了苏格拉底这样的人誓死捍卫说话的权利，希腊以至西方才会有言论自由的文化传统，即使获罪，也有对罪进行辩护的权利，而中国文化往往强调忍辱负重，强调逆来顺受，也才会有统治者对人的生命和自由的任意践踏。朱鸿对中国人的隐忍和退守性格感到痛苦，也感到愤怒，他是激烈的，也是反抗的。
因而，他在《胯下奇耻》中强调的就是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强调尊严比生命更重要。韩信可能也是一个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当然能伸也能屈的典型，尽管他后来成了汉帝国的开国元勋，战功赫赫，但他却在当年接受了一个屠夫的胯下之辱。“胯下之辱”到后来似乎已经不是一个“辱”了，而成了一种骄傲，这种骄傲是居然能忍受胯下之辱的骄傲，成了一个典故，也成了一个可以教育千秋万代中国人的生动的活教材，忍小以谋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能屈能伸，能伸也能屈，多么灵活而又实用的人生哲学，甚至还有一点辩证法的意思。但朱鸿的看法是：“一个人是否会受到侮辱，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如何对待侮辱，却由自己决定。”（第１０８页）在侮辱与活而尊严与死的抉择中，他的态度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因此，他赞赏老舍在侮辱与尊严之间的断然抉择。《胯下奇耻》说的是大历史中的一个似乎比较小的问题，侮辱啊，尊严啊，更多关涉的是一个人的心理感受，至多牵涉一些世人对一个人的看法，与历史发展这样的大问题似乎无关。但朱鸿认为：“为什么侮辱一个人比杀死一个人还严重，这并非不是一个问题。人之所以确立，主要是人在肉体之上还有灵魂，它是人在文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核心是尊严。生命固然是宝贵的，不过生命如果丧失了尊严，那么它便削弱了自己的价值。”（第９８页）确实，关于侮辱与尊严并不是什么历史大事，却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上才有人或者选择侮辱而活，如韩信，有人选择尊严而死，如老舍，这种选择本身却又成了历史上的大事。
看夹缝中的历史，或看历史中的夹缝，如此，也如书中其他篇章，都给人有所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