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渔父（屈原的文章）在中华历史种的内涵~
《渔父》是屈原的的作品反映了他的矛盾的内心~那渔父在中华历史中的内涵和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具体点的~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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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完整的渔父形象最早见于《庄子》和《楚辞》.《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的作者,据前辈学者考证,大概是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人,为庄子后学和屈原,故而楚文化因子已渗入他们的血脉之中,根深蒂固.他们的学术观点、处世原则虽不尽相同,塑造的渔父形象却并无二致,其共同特点主要是作为人生诱导者角色而出现.
《庄子》渔父的假设诱导对象是孔子,《楚辞·渔父》的假设诱导对象则是屈原本身.这种假设主客对话的写法是《庄子》、《楚辞》常用手法,也是当时一种流行文风,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说明的就是这种现象.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的身份无疑都是隐者,都是对假设诱导对象的积极入世进行批评,表现了道家一派的思想倾向.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庄子·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如何训导孔子,通过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批评孔子危其本真,远离至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正.乌呼远哉!其分以道也.”孔子是隐士们经常批评和劝导的对象,如在《庄子·人间世》等篇中所载孔子游蔡时遇到的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都和渔父一样是以隐遁者的身份批评孔子的入世和执着,极力劝说孔子脱离尘世归隐山林.孔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执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之举被渔父斥为多事,告戒他要顺应自然“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才可以“无所累矣.”如此这般渔父还怕孔子不知悔改,又用“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最后将“绝力而死”的小寓言故事相开导.《楚辞·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劝导屈原要像道家观念中品格高尚、智慧高超的圣人一样“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对屈原因“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惨遭流放所造成的内心巨大痛苦不以为然,并质问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竭力劝导屈原遵循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原则,摆脱尘世间一切不必要的烦恼.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作为人生诱导者角色是完全的主动行为,这一特点在两篇《渔父》的开头与结尾处表现得非常明显.《庄子·渔父》开篇即描写孔子正率领弟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其乐融融.渔父弃船登岸不邀而至,曲终招弟子对话,以吸引孔子前来求教.《楚辞》中的渔父似乎专门等在泽畔对屈原进行劝诱.故而当屈原“颇色憔悴,形容枯槁”失魂落魄地行吟于江边时,渔父主动上前相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然后便开始实施教诲.另外,两篇《渔父》的结尾也大致相同,都是渔父径自划船而去,《庄子》渔父“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楚辞》渔父“莞尔而笑,鼓柂而去”.不过,被诱导者对二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孔子是将渔父视为体道的圣人,礼敬有加,“待水波定,不闻拏音,而后敢乘”,并对不解其意的子路进行一番教训：“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将渔父视为道的象征.在《庄子·渔父》中渔父是主体,是为宏扬道家思想服务的；屈原对渔父的劝诱则是全然不顾,而且对劝其“和光同尘”的观点严加反驳：“安能以察察之身,受物之汶汶者乎?,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在《楚辞·渔父》中屈原是主体,描写的是两种对立的人生观.由此可见,渔父是完全的主动行为,他们不邀而至,不辞而别,同时又不受被诱导者态度的影响.《庄子》渔父不因孔子的诚心受教而给予他再次相见的机会,只是对其劝言：“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绝情而去.《楚辞》渔父在屈原不听劝告之后,并无丝毫怒意,只是莞尔一笑,高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飘然而逝,颇具隐者之风.
《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神秘色彩,成为介于神仙和普通人之间的一种特殊角色.他们生活在山野泽畔,居无定所,悄然而至,飘然而逝,常人很难见其踪影,俨然一世外高人.除此之外,同属于楚文学范围内的《吴越春秋·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也是这样一个神秘隐者形象.从渔父乘船由下方溯水而上,到拒绝伍子胥赠剑,最后竟然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整个过程非常神秘,甚至令人感觉有些许诡异,始料不及.不过,此时渔父作为隐士和世外高人的角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自身的生存状态还没有得到完满地显露.如《庄子》渔父摇船而至,《楚辞》渔父似乎就等在水边,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出现的时机更是恰到好处,但他们具体的生活环境如何,用什么手段进行捕鱼,这一切都没有明示.
至唐宋时期,渔父继续作为隐士和世外高人形象而出现,这是渔父原型的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尤其是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对渔父的生活状态、捕鱼手段都有了确切的描绘,和先秦时期的渔父形象相比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主要展示渔父本身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对世人的教诲诱导则变成暗线伏流,退居次要地位.与先秦时期不同,唐宋时期大量的诗词作品都是描绘渔父逍遥自在的生活,而且作者和创作对象融为一体,渔父即作者,作者即渔父.
唐宋时期较早以渔父为题进行创作的文人应属张志和.张志和自号玄真子,曾待诏翰林,后隐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张志和共写有《渔父词》五首(亦称《渔歌子》,《渔父》诗一首.据史载,《渔父词》五首为唐代宗大历九年张志和拜谒湖州刺使颜真卿时所作,颇受好评,当时颇真卿、和凝、李珣、欧阳炯、陆羽等众多文人纷纷效仿并加以应和 .后不久,传入日本,得到嵯峨天皇的极力赞赏,并在欣喜之余创作了《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1]为日本填词之开山鼻祖.《渔父词》五首中最著名的是：“西塞山前白对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中所塑造的那位身披蓑衣,头戴箬笠,斜风细雨中的垂钓者和柳宗元《江雪》[2]中的寒江独钓者,堪称千古一绝,逐渐凝化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渔父形象的一种定格,得到普通认可.为了便于吟唱,苏轼、黄庭坚曾先后用其原句增写为《浣溪沙》《鹧鸪天》.对此,刘熙载曾有过评价：“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一阕,风流千古.东坡尝以其成句用入《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3]这一评价十分中肯.后人所创作的《渔父》诗词,包括嵯峨天皇的和词,无论是在用句和意境上,基本上没有超出张志和这首“西塞山前”.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及《渔父》诗一首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是一致的,描绘的都是渔父怡情山水逍遥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安详快乐的心境,还有大自然美丽无比的景色,尤其是那首：“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青草湖面,一轮明月上下映照,阵阵渔歌前后呼应,摇动着“钓车子,橛头船”穿行在风浪水波之间的“巴陵渔父”比神仙还要快乐.难怪宋代词人周紫芝对此艳羡不已：“好个神仙张志和,平生只是一渔蓑.和月醉,棹船歌,乐在江湖可奈何.”[4]从张志和的《渔父词》中可以看出渔父即是作者自诩,渔父的生活状态即是作者生活状态的自我写照或对这种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从周紫芝的和词中也可以看出后人实际上也是将渔父视作张志和的化身,故而渔父即是作者,作者即是唐宋诗词作品所塑造的渔父形象.这一特点在李珣《渔父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李珣笔下的渔父完全是一个隐居山林,不与官府合作的文人形象,从作品中对渔父形象具体生活状态的描绘即可透视这一时期文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灵追求.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尤其是诗词创作者除了与书典密不可分之外,总是和酒连在一起,没有酒,诗词似乎缺少了韵味,“若无诗酒,则山水为具文”,就好像“若无佳丽,则花月皆虚设”[5]一般.文人离开诗酒,就像人间没有了美女一样,山水失色,花月皆成虚设.所以,作为文人化身的渔父形象具体的生活状态就是置身于美丽的山水之间,读书、醉酒、垂钓.如,李珣《渔父词》：“水接衡门十里余,信船归去卧看书.“轻爵禄,慕玄虚”,典道渔人只为鱼.”渔人如果不为鱼,就不会是纯粹的渔人,那么以渔人自诩又为了什么?轻爵禄,慕玄虚,远离仕途归隐山林,尽享山水之乐才是真正目的.对此,他的另外两首《渔父词》表达的更为明确：“避世垂纶不纪年,官高争得似君闲.倾白酒,对青山,笑指柴门待月还.”“棹惊鸥飞水溅袍,影侵潭面柳垂条.终日醉,绝尘劳,曾见钱塘八月涛.”[6]信船垂钓,对酒邀月闲来翻书,遁迹江湖怡情山水,不记人间岁与年,这完全是作者自我生活的写照.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样一个逍遥自在如人间神仙的渔父形象,与在风口浪尖讨生活的真正的渔父联系在一起.正如清人张潮所言：“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7]真正的渔夫樵子,僧人道士,虽身处名山大川,但他们或为生活困扰,疲于奔命；或为求道成仙,苦心修行,难得清闲与雅兴去观赏旖旎无限的美好风光.
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大多都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心向往之,以寓情山水为人生一大乐事,“好摅杯,堪寓目,身闲心静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无心较逐.”[8]时光短暂,人生短促,诗人面对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远离权势名利的纷争.心情平静安闲,达到一种自我满足,这是唐宋时期渔父形象的主流,占主导地位；而对世人的教诲诱导则变成暗线伏流,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相反,倒是世人出面对渔父进行劝诱.不过,不是劝诱他们当隐士,而是召唤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据传说,张志和隐居江湖后,唐肃宗曾踢给他奴婢各一人,奴称渔童,婢称樵青,“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柂；樵青使苏兰薪桂,竹裹煎茶.”[9]而其兄张松龄俱怕弟弟放浪形骸不知返家,在越州东郭替他建筑房舍,井应和其作《渔父歌》十八首以诱其回心转意,其中一首《和答弟志和渔父歌》：“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10]意思甚为明确,张志和“乐在风波不用仙”,张松龄便劝他“乐是风波钓是闲”,不能作为人生大事；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张松龄便告诉他“狂风浪起且须还”,不能在外久留.黄庭坚因“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之事,续张松龄之意,作《鹤鸽天》：“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11]黄庭坚劝说张志和返回朝廷,因为人世间不可能没有风波,久留湖上是危险的.宋高宗赵构,曾到会稽见到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应和十五首,其中一首：“春入渭阳花气多,春归时节自清和.冲晓雾,弄沧波,载与俱归又若何.”意思和张松龄、黄庭坚一样,都是劝诱张志和重新入仕.
第二,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其年龄段相对而言是比较确定的,一般都是老者；而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其年龄段则是比较模糊的.《庄子·渔父》对渔父的相貌是这样描写的；“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从“须眉交白”即可明确得知,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楚辞·渔父》对渔父的相貌虽然没有明确描写,但根据王逸所言：“《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12]据前辈学者考证,屈原放逐湘江之间的时间是在顷襄王十三年以后,屈原此时的年龄大概50岁左右.屈原曾官任三闾大夫,地位显赫,虽被流放,常人亦不敢对其随意冒犯.故而敢于对屈原进行训诫的渔父年岁一定很老,最起码要年长于屈原.另外,《楚词直解》对渔父一词的解释是：“楚地对老年人的尊称.渔父,打鱼的老人.”[13]《吴越春秋》卷三所载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从称呼上分析也应该是一个老者,当渔父将伍子胥渡过江后、子胥曰：“请丈人姓字.”丈人,是古时对老人的尊称.《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这里的丈人是老者无疑,并且是一个隐居世外的老者,他将孔子讥笑一番后把迷路的子路领回家,杀鸡做饭,盛情款待,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有两个已经能够陪客的儿子,此人一定不会太年轻.由此可以推论,《楚辞》和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也都是老者.唐宋诗词中渔父的年龄却无法确定,只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一句,似乎可以猜测.其他都没有这方面的有关描述.另外,唐宋诗词作品中的渔父大多数是作者自诩,由作者年龄来比照渔父的年龄,也是一种方法.但这一问题过于复杂,需专文论述.
第三,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没有交代其具体的捕鱼方式,而唐宋诗词中的渔父,则往往是垂钓者.如张志和《渔父歌》：“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渔父》诗：“八月九日芦花飞,南溪老人垂钓归.……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欧阳炯《渔父》：“摆脱尘机上钓船,免教荣辱有流年.无羁绊,没愁煎,须信船中有散仙.”[14]和凝《渔父歌》：“烟幂幂,日迟迟,香引芙蓉惹钓丝”等等,这些诗句所描绘的渔父都是垂钓者形象.为什么唐宋文人会偏爱于垂钓,而不是出航撒网或采用其他更为实用的捕鱼方式?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出于审美观照的要求,二是由于传统垂钓情结对文人心态的一种映照.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大多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垂钓只不过是他们寄情山水体验人生的一种表现方式,而非真正的谋生手段.就如同庄子宁可垂钓濮水亦不愿应楚王之邀去做宰相,濮水垂钓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庄子的一种态度而已,并非真正目的.对垂钓者而言,山泽水畔,风清日暖,驾一叶扁舟,披一身细雨,桨声欸乃,渔歌悠扬,这是一种多么优美的人生体验.它所表现的是一种与文人身份相符的悠闲潇洒之美,这种美在大风浪中张网捕鱼或赤足裸臂涉水捞鱼的情境中是无法产生的,设想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去与风浪搏斗,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恐怕只有狼狈而非优美.所以,仅从审美角度而言唐宋诗词中的渔父大多以垂钓者形象出现是符合审美规律的.此外,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是隐逸之士的代表,隐逸之念自古有之,老子主张功成身退,《庄子·刻意》曾经写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尤其是秦汉之后,封建君权空前强化,文人士大夫对仕途险恶为官不易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再加上魏晋时期,战乱纷仍,随时会有性命之危,“隐逸山林”便成为文人士大夫远离官场以求心灵清静和保全性命的最佳避难所.唐宋时期,受佛教与禅宗思想的影响,隐逸之风更盛,不过此时人们的隐居目的也更为复杂.大多数人是为了“逍遥自在”,无意仕途而真心归隐,但其中也不乏向往做“山中宰相”和走“终南捷径”的人.这种情况古已有之,早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就说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孔子之言虽有些过于偏颇之虞,却说明了隐居在理论上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宋人陈景元也发过同样的感慨,他在为《庄子·徐无鬼》篇作注时说：“后世山林养浩者,有借岩居之高为仕途之捷,遂无真隐矣!”由此可知,“避世垂纶”的渔父也许并不想终生垂钓,“莫道渔人只为鱼”,手中的钓杆莫不是终南捷径的一根拐杖,“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15]自从姜太公渭水垂钓,钓得大鱼周文王,由文王亲自驾车请回宫后,直钩垂钓便成为众多隐逸之士羡慕和追求的最高目标.故而无论是对“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的张志和,还是渭水之滨学做渔父,但“钓人不钓鱼”[16]的白居易等唐宋文人来说,临水垂钓已成为内心深处一个难解的情结,一个暗藏的希冀.
反正总结就是 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
避世隐逸的文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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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完整的渔父形象最早见于《庄子》和《楚辞》.《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的作者,据前辈学者考证,大概是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人,为庄子后学和屈原,故而楚文化因子已渗入他们的血脉之中,根深蒂固.他们的学术观点、处世原则虽不尽相同,塑造的渔父形象却并无二致,其共同特点主要是作为人生诱导者角色而出现.
《庄子》渔父的假设诱导对象是孔子,《楚辞·渔父》的假设诱导对象则是屈原本身.这种假设主客对话的写法是《庄子》、《楚辞》常用手法,也是当时一种流行文风,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说明的就是这种现象.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的身份无疑都是隐者,都是对假设诱导对象的积极入世进行批评,表现了道家一派的思想倾向.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庄子·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如何训导孔子,通过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批评孔子危其本真,远离至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正.乌呼远哉!其分以道也.”孔子是隐士们经常批评和劝导的对象,如在《庄子·人间世》等篇中所载孔子游蔡时遇到的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都和渔父一样是以隐遁者的身份批评孔子的入世和执着,极力劝说孔子脱离尘世归隐山林.孔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执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之举被渔父斥为多事,告戒他要顺应自然“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才可以“无所累矣.”如此这般渔父还怕孔子不知悔改,又用“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最后将“绝力而死”的小寓言故事相开导.《楚辞·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劝导屈原要像道家观念中品格高尚、智慧高超的圣人一样“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对屈原因“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惨遭流放所造成的内心巨大痛苦不以为然,并质问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竭力劝导屈原遵循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原则,摆脱尘世间一切不必要的烦恼.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作为人生诱导者角色是完全的主动行为,这一特点在两篇《渔父》的开头与结尾处表现得非常明显.《庄子·渔父》开篇即描写孔子正率领弟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其乐融融.渔父弃船登岸不邀而至,曲终招弟子对话,以吸引孔子前来求教.《楚辞》中的渔父似乎专门等在泽畔对屈原进行劝诱.故而当屈原“颇色憔悴,形容枯槁”失魂落魄地行吟于江边时,渔父主动上前相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然后便开始实施教诲.另外,两篇《渔父》的结尾也大致相同,都是渔父径自划船而去,《庄子》渔父“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楚辞》渔父“莞尔而笑,鼓柂而去”.不过,被诱导者对二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孔子是将渔父视为体道的圣人,礼敬有加,“待水波定,不闻拏音,而后敢乘”,并对不解其意的子路进行一番教训：“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将渔父视为道的象征.在《庄子·渔父》中渔父是主体,是为宏扬道家思想服务的；屈原对渔父的劝诱则是全然不顾,而且对劝其“和光同尘”的观点严加反驳：“安能以察察之身,受物之汶汶者乎?,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在《楚辞·渔父》中屈原是主体,描写的是两种对立的人生观.由此可见,渔父是完全的主动行为,他们不邀而至,不辞而别,同时又不受被诱导者态度的影响.《庄子》渔父不因孔子的诚心受教而给予他再次相见的机会,只是对其劝言：“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绝情而去.《楚辞》渔父在屈原不听劝告之后,并无丝毫怒意,只是莞尔一笑,高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飘然而逝,颇具隐者之风.
《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神秘色彩,成为介于神仙和普通人之间的一种特殊角色.他们生活在山野泽畔,居无定所,悄然而至,飘然而逝,常人很难见其踪影,俨然一世外高人.除此之外,同属于楚文学范围内的《吴越春秋·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也是这样一个神秘隐者形象.从渔父乘船由下方溯水而上,到拒绝伍子胥赠剑,最后竟然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整个过程非常神秘,甚至令人感觉有些许诡异,始料不及.不过,此时渔父作为隐士和世外高人的角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自身的生存状态还没有得到完满地显露.如《庄子》渔父摇船而至,《楚辞》渔父似乎就等在水边,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出现的时机更是恰到好处,但他们具体的生活环境如何,用什么手段进行捕鱼,这一切都没有明示.
至唐宋时期,渔父继续作为隐士和世外高人形象而出现,这是渔父原型的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尤其是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对渔父的生活状态、捕鱼手段都有了确切的描绘,和先秦时期的渔父形象相比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主要展示渔父本身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对世人的教诲诱导则变成暗线伏流,退居次要地位.与先秦时期不同,唐宋时期大量的诗词作品都是描绘渔父逍遥自在的生活,而且作者和创作对象融为一体,渔父即作者,作者即渔父.
唐宋时期较早以渔父为题进行创作的文人应属张志和.张志和自号玄真子,曾待诏翰林,后隐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张志和共写有《渔父词》五首(亦称《渔歌子》,《渔父》诗一首.据史载,《渔父词》五首为唐代宗大历九年张志和拜谒湖州刺使颜真卿时所作,颇受好评,当时颇真卿、和凝、李珣、欧阳炯、陆羽等众多文人纷纷效仿并加以应和 .后不久,传入日本,得到嵯峨天皇的极力赞赏,并在欣喜之余创作了《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1]为日本填词之开山鼻祖.《渔父词》五首中最著名的是：“西塞山前白对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中所塑造的那位身披蓑衣,头戴箬笠,斜风细雨中的垂钓者和柳宗元《江雪》[2]中的寒江独钓者,堪称千古一绝,逐渐凝化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渔父形象的一种定格,得到普通认可.为了便于吟唱,苏轼、黄庭坚曾先后用其原句增写为《浣溪沙》《鹧鸪天》.对此,刘熙载曾有过评价：“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一阕,风流千古.东坡尝以其成句用入《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3]这一评价十分中肯.后人所创作的《渔父》诗词,包括嵯峨天皇的和词,无论是在用句和意境上,基本上没有超出张志和这首“西塞山前”.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及《渔父》诗一首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是一致的,描绘的都是渔父怡情山水逍遥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安详快乐的心境,还有大自然美丽无比的景色,尤其是那首：“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青草湖面,一轮明月上下映照,阵阵渔歌前后呼应,摇动着“钓车子,橛头船”穿行在风浪水波之间的“巴陵渔父”比神仙还要快乐.难怪宋代词人周紫芝对此艳羡不已：“好个神仙张志和,平生只是一渔蓑.和月醉,棹船歌,乐在江湖可奈何.”[4]从张志和的《渔父词》中可以看出渔父即是作者自诩,渔父的生活状态即是作者生活状态的自我写照或对这种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从周紫芝的和词中也可以看出后人实际上也是将渔父视作张志和的化身,故而渔父即是作者,作者即是唐宋诗词作品所塑造的渔父形象.这一特点在李珣《渔父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李珣笔下的渔父完全是一个隐居山林,不与官府合作的文人形象,从作品中对渔父形象具体生活状态的描绘即可透视这一时期文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灵追求.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尤其是诗词创作者除了与书典密不可分之外,总是和酒连在一起,没有酒,诗词似乎缺少了韵味,“若无诗酒,则山水为具文”,就好像“若无佳丽,则花月皆虚设”[5]一般.文人离开诗酒,就像人间没有了美女一样,山水失色,花月皆成虚设.所以,作为文人化身的渔父形象具体的生活状态就是置身于美丽的山水之间,读书、醉酒、垂钓.如,李珣《渔父词》：“水接衡门十里余,信船归去卧看书.“轻爵禄,慕玄虚”,典道渔人只为鱼.”渔人如果不为鱼,就不会是纯粹的渔人,那么以渔人自诩又为了什么?轻爵禄,慕玄虚,远离仕途归隐山林,尽享山水之乐才是真正目的.对此,他的另外两首《渔父词》表达的更为明确：“避世垂纶不纪年,官高争得似君闲.倾白酒,对青山,笑指柴门待月还.”“棹惊鸥飞水溅袍,影侵潭面柳垂条.终日醉,绝尘劳,曾见钱塘八月涛.”[6]信船垂钓,对酒邀月闲来翻书,遁迹江湖怡情山水,不记人间岁与年,这完全是作者自我生活的写照.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样一个逍遥自在如人间神仙的渔父形象,与在风口浪尖讨生活的真正的渔父联系在一起.正如清人张潮所言：“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7]真正的渔夫樵子,僧人道士,虽身处名山大川,但他们或为生活困扰,疲于奔命；或为求道成仙,苦心修行,难得清闲与雅兴去观赏旖旎无限的美好风光.
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大多都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心向往之,以寓情山水为人生一大乐事,“好摅杯,堪寓目,身闲心静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无心较逐.”[8]时光短暂,人生短促,诗人面对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远离权势名利的纷争.心情平静安闲,达到一种自我满足,这是唐宋时期渔父形象的主流,占主导地位；而对世人的教诲诱导则变成暗线伏流,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相反,倒是世人出面对渔父进行劝诱.不过,不是劝诱他们当隐士,而是召唤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据传说,张志和隐居江湖后,唐肃宗曾踢给他奴婢各一人,奴称渔童,婢称樵青,“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柂；樵青使苏兰薪桂,竹裹煎茶.”[9]而其兄张松龄俱怕弟弟放浪形骸不知返家,在越州东郭替他建筑房舍,井应和其作《渔父歌》十八首以诱其回心转意,其中一首《和答弟志和渔父歌》：“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10]意思甚为明确,张志和“乐在风波不用仙”,张松龄便劝他“乐是风波钓是闲”,不能作为人生大事；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张松龄便告诉他“狂风浪起且须还”,不能在外久留.黄庭坚因“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之事,续张松龄之意,作《鹤鸽天》：“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11]黄庭坚劝说张志和返回朝廷,因为人世间不可能没有风波,久留湖上是危险的.宋高宗赵构,曾到会稽见到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应和十五首,其中一首：“春入渭阳花气多,春归时节自清和.冲晓雾,弄沧波,载与俱归又若何.”意思和张松龄、黄庭坚一样,都是劝诱张志和重新入仕.
第二,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其年龄段相对而言是比较确定的,一般都是老者；而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其年龄段则是比较模糊的.《庄子·渔父》对渔父的相貌是这样描写的；“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从“须眉交白”即可明确得知,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楚辞·渔父》对渔父的相貌虽然没有明确描写,但根据王逸所言：“《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12]据前辈学者考证,屈原放逐湘江之间的时间是在顷襄王十三年以后,屈原此时的年龄大概50岁左右.屈原曾官任三闾大夫,地位显赫,虽被流放,常人亦不敢对其随意冒犯.故而敢于对屈原进行训诫的渔父年岁一定很老,最起码要年长于屈原.另外,《楚词直解》对渔父一词的解释是：“楚地对老年人的尊称.渔父,打鱼的老人.”[13]《吴越春秋》卷三所载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从称呼上分析也应该是一个老者,当渔父将伍子胥渡过江后、子胥曰：“请丈人姓字.”丈人,是古时对老人的尊称.《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这里的丈人是老者无疑,并且是一个隐居世外的老者,他将孔子讥笑一番后把迷路的子路领回家,杀鸡做饭,盛情款待,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有两个已经能够陪客的儿子,此人一定不会太年轻.由此可以推论,《楚辞》和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也都是老者.唐宋诗词中渔父的年龄却无法确定,只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一句,似乎可以猜测.其他都没有这方面的有关描述.另外,唐宋诗词作品中的渔父大多数是作者自诩,由作者年龄来比照渔父的年龄,也是一种方法.但这一问题过于复杂,需专文论述.
第三,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没有交代其具体的捕鱼方式,而唐宋诗词中的渔父,则往往是垂钓者.如张志和《渔父歌》：“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渔父》诗：“八月九日芦花飞,南溪老人垂钓归.……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欧阳炯《渔父》：“摆脱尘机上钓船,免教荣辱有流年.无羁绊,没愁煎,须信船中有散仙.”[14]和凝《渔父歌》：“烟幂幂,日迟迟,香引芙蓉惹钓丝”等等,这些诗句所描绘的渔父都是垂钓者形象.为什么唐宋文人会偏爱于垂钓,而不是出航撒网或采用其他更为实用的捕鱼方式?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出于审美观照的要求,二是由于传统垂钓情结对文人心态的一种映照.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大多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垂钓只不过是他们寄情山水体验人生的一种表现方式,而非真正的谋生手段.就如同庄子宁可垂钓濮水亦不愿应楚王之邀去做宰相,濮水垂钓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庄子的一种态度而已,并非真正目的.对垂钓者而言,山泽水畔,风清日暖,驾一叶扁舟,披一身细雨,桨声欸乃,渔歌悠扬,这是一种多么优美的人生体验.它所表现的是一种与文人身份相符的悠闲潇洒之美,这种美在大风浪中张网捕鱼或赤足裸臂涉水捞鱼的情境中是无法产生的,设想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去与风浪搏斗,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恐怕只有狼狈而非优美.所以,仅从审美角度而言唐宋诗词中的渔父大多以垂钓者形象出现是符合审美规律的.此外,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是隐逸之士的代表,隐逸之念自古有之,老子主张功成身退,《庄子·刻意》曾经写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尤其是秦汉之后,封建君权空前强化,文人士大夫对仕途险恶为官不易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再加上魏晋时期,战乱纷仍,随时会有性命之危,“隐逸山林”便成为文人士大夫远离官场以求心灵清静和保全性命的最佳避难所.唐宋时期,受佛教与禅宗思想的影响,隐逸之风更盛,不过此时人们的隐居目的也更为复杂.大多数人是为了“逍遥自在”,无意仕途而真心归隐,但其中也不乏向往做“山中宰相”和走“终南捷径”的人.这种情况古已有之,早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就说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孔子之言虽有些过于偏颇之虞,却说明了隐居在理论上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宋人陈景元也发过同样的感慨,他在为《庄子·徐无鬼》篇作注时说：“后世山林养浩者,有借岩居之高为仕途之捷,遂无真隐矣!”由此可知,“避世垂纶”的渔父也许并不想终生垂钓,“莫道渔人只为鱼”,手中的钓杆莫不是终南捷径的一根拐杖,“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15]自从姜太公渭水垂钓,钓得大鱼周文王,由文王亲自驾车请回宫后,直钩垂钓便成为众多隐逸之士羡慕和追求的最高目标.故而无论是对“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的张志和,还是渭水之滨学做渔父,但“钓人不钓鱼”[16]的白居易等唐宋文人来说,临水垂钓已成为内心深处一个难解的情结,一个暗藏的希冀.
反正总结就是 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
避世隐逸的文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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