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从语文课本）大撤退”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围绕这一“莫须有”的问题引发的争议却是实实在在的.既然我们对文学教育、语文课“为何”的理解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对什么样的篇目应该选入语文教材就肯定会争议不断.有意思的是,与鲁迅相比,在对朱自清散文《背影》的争议中却呈现了网民少见的“共识”：绝大部分网民以 “感动”为由,反对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去《背影》（所以说是“争议”并不恰当,因为是“一边倒”）.然而如果说,文学作品就是作用于人的情感,就是为了“感动”人,那么在那么多令人感动的作品中,《背影》的独特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对它的“感动”情有独钟?因此,我们不能止于“感动”,而应该将“感动”作为一个问题,探寻其中的复杂性.
一、被建构的“感动”
1947年,《文艺知识》的编者问及朱自清为何写《背影》（写于1925年）,朱自清回答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父亲来信中的那句话是：“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所谓“大去之期”就是“死”.（朱父其实死于1945年,朱自清死于三年后）可以说,对父亲之死的想象促使朱自清写下《背影》.《背影》以“父爱”感动人,这似乎已成共识和定论,然而应该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父爱?“我”（儿子）又是如何理解这种“爱”的?读者呢?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先回到文本,回到文本的“形式”.
作为散文,《背影》当然是“写实的”.但“写实”≠“现实（真实）”.如作者所言,《背影》写作的缘起是父亲信中的一句话,但是文章却不是叙述（追忆）父亲的一生,而是回忆八年前（1917）的父子分别场景中父亲的“背影”.回忆,本来就是一种选择性的想象与叙述,回忆的内容与回忆者处身的“现在”有直接的关联.在《背影》中,存在着三种时间：1917（分别的场景）、1923（最近的一次见面时间,之后父亲对“我”越来越好）、1925（回忆与写作时间）.从时间上看,《背影》不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而是先言及1923,然后倒叙至1917.总之,《背影》虽是“如实道来”,但已经是一篇以“今∕昔对照”为结构的“创作”了.因此,理解《背影》当然最好能够结合写作背景——作者及文本人物的生平背景,但是这些均不能够代替文本（比如以朱父的纳妾为由指责他不值得爱,或者说儿子的这种“爱”是“不健康的”的）.追究作者“为何写”的“动机说”有其限度,因为没有所谓“最终的真相”（哪怕它来自作者本人的现身说法）.更值得追问的倒是文本与“写作动机”之间的不一致甚至龃龉之处.
那么,如果“创作”不仅仅是“写实”（记录）,也是一种建构（无论书写者自觉与否）,那么,《背影》要建构什么,这一建构又是在什么样的心理、情感及精神背景中进行的?
二,为什么是“背影”?
《背影》文本与“写作动机”之间的不一致集中体现在意象“背影”以及因之形成的意境中（并非如作者所言“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背影”作为文章的核心意象,是触发“我”的“感动”的关键性契机.以往我们更多看到并感动于父亲对儿子的“爱”,而往往忽略了儿子对父爱的感受和理解.实际上,文本由“我”叙述,我们“看到”的“背影”（“父爱”）是透过儿子的眼睛去“看”的,而儿子的“看”（包括当年父子分别现场的“看”和八年后写作时的“回眸”）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看”,同时亦是感知和理解.没有这种感知和理解,“背影”就不会变成“父爱”.所以感动我们的不仅是父爱,也是儿子对父爱的理解和反应.这样,《背影》的写作就应被视为父子间爱的交流和表达的尝试（实际上,《背影》发表后也确曾传到朱自清父亲那里,文本成了父子沟通的另一途径）.
那是什么样的“父爱”?《背影》中的父爱与传统中国父亲对儿子的爱没什么两样：永远把儿子当孩子（这体现在父亲的一系列的“不放心”的举动中,以及不顾潇不潇洒去买橘子）；不直接（用语言）表达（含蓄）,而只付诸于行动.而儿子对父爱的理解亦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1917年的“现场”）是不以为然,觉得父亲琐碎、说话不漂亮、迂,但写作时的“我”已自认当时“聪明过分”、“太聪明”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我”已意识到当年并不理解父亲的爱.但即使如此,“我”的 “流泪”（ 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流泪是在徐州,因为家境的变故和祖母的死）也正是出现在看到父亲的背影时：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在这一段屡被人称道的“白描”中,隐含着“我”对父亲之“爱”的理解的秘密.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背影”的特别,那就是“难”：因为肥胖,父亲的爬上爬下都显得笨拙、艰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潇洒”）.也许（说“也许”,是因为“真相”永远只能推测）正是这“难”,使“我”看到了一个与传统“威严”、“高大”的父亲相距甚远的“形象”,一个举步维艰的中年男人形象,而正是这种与传统中国父亲形象的“异质性”,使得“我”与父亲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这一瞬间,“我”获得了对父亲的突然的理解.这是和解的瞬间：在父亲的“背影”中,“我”看到了自己惺惺相惜的影子；这也是启悟的瞬间：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父爱”.
如果说,“爱不是盲目的：它似乎带着一种特殊的惊异和价值感知它的对象”（努斯鲍姆《诗性正义》）,那么正是父亲的“背影”带给“我” 陌生感和瞬间的震惊.引人深思的是在《背影》中,这种瞬间的理解和感悟是通过我“注视”父亲的“背影”达至的.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父亲,理解了父爱,但父亲理解了“我”的理解,理解了儿子的“爱”吗?在整个文本中,“父亲”与“我”基本上没有“面对面”,没有正视对方,没有语言上坦诚的交流,甚至没有正面的对话!也许正因为如此,当父亲的背影再一次融入来来往往的众多背影中时,“我”再度流泪.
这样看来,父子之间的“爱”没有交集,没有交流,理解是单方面的（之所以说父子之间情感“错位”并不准确,是因为我们不知父亲的感受）,并没有弭平“我”与“父亲”之间的隔膜,反而暗示了父子之间距离的存在,不管这距离是年龄（代际）的、心理的还是情感的.这说明,“爱”并非非理性的存在,它与某种关于它的对象的信念有关.爱寻求理解.而这一信念反过来又影响了“爱”（之理解和表达）.这让我们回到“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