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于我而言,是一种审“苦”.这种审苦,像一位评论家形容波德莱尔的写作状态：他躺在玄色的石板上,拿着明晃晃的刀子给自己解剖.不同的地方是我左手持镜、右手持刀；最后发现刀是钝的、身躯是虚空的.
“我” 在石板上铭肌镂骨地“观”着.镜子呢?镜子还是镜子.我从小人书开始“读书”生涯.村里的大小孩,从初中学校借回小人书.有些大小孩还爬到老师家或供销社里去偷小人书.借回来的第二天就要还,于是一本小人书在村里轮流读到天明,轮不着的干瞪眼.读小学的我放学回家,主要任务是放牛,读小人书的机会比其他人多.当时用得最多的一个短语,可能就是“改革的春风”.在这“春风”中,我感觉到了父辈们一生的“悲惨”.这种“悲惨”感越来越强烈,最后成了未成年的我关注农村一草一木惟一的“眼”.读高中时,我拼命地思考农民的命运.读的书越多,越深入,越感觉到世界的广大、知识的无涯、思考的无穷,而人在其中的命运也越切近,越飘渺.我不知不觉走上抽象之路.当年的“农村之思”远了,“人的命运”这个维度却刻骨铭心了.为何读书?我说不清楚,因为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读书已经是存在本身.但我知道：我读书之所及,无不是“人的命运”,人在盐米油酱醋中的命运,在世界中的命运,在人类中的命运.我关于人的命运的关注就这样地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地展开了.
我信奉叔本华的理论：喜欢阅读一目了然的书的人是懒惰的人,只有阅读那些需要自己反复思考才能明白的书的人,才是真正读书的人.我认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没有比较艰深著作的民族是不深刻的民族.真正的艰深,不是因为它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是因为它直面世界本身的复杂.我的阅读也是如此.我喜欢阅读艰深的著作.在阅读中我强调想象和联想.再抽象的理论表述,在进行思辨理解的同时,我把它还原成日常生活的图景.有些只需要现成的联想,有些需要想象的构造.我一直认为,无法进入抽象概念的人是缺乏想象的人；缺乏想象的人如果自认为理解抽象概念,这个概念在他那里也已经是一个死的东西了,既没有联结能力,也没有生成能力.
阅读是抽象的,关于命运的感受是具体的.在抽象阅读和现实感受中,我明白自身观念的命运.我们生长在改革年代,但在接受现成的非个人化的观念里长大.许多教育和观念已经深入到生理反应中去.我不得不四面突围.人不能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自圆其说的内部突围中,惟一的途径是自觉引入差异.遇到能够证明自己感受和观点的事物固然高兴,遇到不同的甚至否定的事物,我更加高兴.我称之为差异阅读法.我很少单纯地阅读一本书,或者一种观点.我总会同时将观点不同的许多书放在一起读.我越信服某种观点或某本书,我越要寻找不同的书来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