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军在赣北的暴行
一、日军在九江的殖民统治
1938年7月26日日军占领九江,从此开始了对九江的殖民统治.
沦陷时期的九江城区,为日军的军事重镇,隶属武汉市.九江军事由日军藤堂司令部管理,统辖陆海空三军,下设宪兵队.中山司令部就设在九江一中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移至二中.驻军营房和军需仓库主要在八角石以东马路两旁的广阔地区.
1939年以后,日本侵略当局把大中路西至西门口、东至八角石、南到城内天主堂、花园饭店（原南湖宾馆二部）一带、北至九华门,作为中国人居住和经商地带.西门口以西至铁桥,全为日本商人居住.八角石以东划入军事区,中国居民不能在此行走.
在沦陷区居住的人们,无论大人、小孩都要领取日本宪兵队发放的“安居证”,以便随时对中国人民进行检查.日本侵略军在九江层层设“关卡”,从九江城到郊外设有三大“关卡”：东门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设在现在的国棉三厂附近；南门通往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卡子”设在山川岭；九华门设有水上“卡子”.凡经过关卡的中国人,都要核对“安居证”,搜查身上有无携带违禁品,同时还要向日军哨兵深深鞠躬行礼,稍不注意即遭毒打.
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迅速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1938年冬,日军在西园“难民区”搜集一些社会渣滓,成立了“维持会”,汉奸吴应墀任会长.1939年在“维持会”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伪政府——“九江县政府”.由战前六角石小学（现柴桑小学）教导主任王国瑞任伪县长,汉奸张世难任警察局长,鸦片烟商罗锦章任商会会长,当时人称“三巨头”.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在建立伪政府的同时,各军部系统分别搜罗当地一批兵痞流氓,充当汉奸,建立特工情报系统,其名称有“宪佐”“密侦”“稽查”等,收集情报,破坏抗战.
日军占领九江后,大批日本商人蜂涌而入,整个大中路的城外段全部被日商霸占.一些属于日本财阀的垄断商业组织,也在九江设立了分支机构,“统制”棉花的有“东棉洋行”,“统制”皮革的有“岩井洋行”,“统制”其他土产物资的有“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等,这些大洋行的总机构都在日本本土,其经营多采取“物资交换”的方式,即以高价的工业消费品,交换廉价的中国农产品.日军将赣北的棉花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文化上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当时,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甚少,仅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日军经常派人来巡视,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一套蛊惑人心的谬论,还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
日本侵略者从占领九江的第一天起,就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极其残酷的统治,使九江人民蒙受长达数年的深重灾难.
二、日军的暴行
日本侵略者占领赣北以后,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表现了极端的疯狂性和野蛮性.他们灭绝人性地提出：“烧杀以助军威,抢夺以助军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赣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被日军杀害的无辜百姓,被日军侮辱的妇女,被日军抢劫的财产,都是无法计算的.日军在赣北的暴行,罄竹难书.
九江城沦陷后,市内居民十分之九退居后方,其余的人则逃到法国的天主堂及美国的生命活水医院避难.日军将民间房屋,尽量拆毁,所剩家具全部搬走或焚毁,并指定西园为难民区.每天上午八时,由汉奸走狗组织人员挑选青年美女,整装抹粉,用车送到日军营,名曰“上工”,实际上就是当慰安妇.未送去的妇女,则由各兽兵任意轮奸.壮丁则抽调去修公路,或者为日军搞运输,如果有不满的,就遭到皮鞭抽打,甚至被屠杀.
在日军占领九江城区的前夜,一些市民扶老携幼纷纷进入天主堂避难,日本占领九江没过几天,敌舰水兵每天登陆数次来天主堂捉人去当苦役,后遭到同胞的反抗,日军就把这300个同胞都捆绑起来,投入甘棠湖,活活地淹死了.
1938年8月5日上午,一队日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窜到沙河曹家垅村.他们把村庄围住,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把全村男女老少75人集中到祠堂里,用机枪和步枪向祠堂人群扫射,中国民众的鲜血从祠堂门口流到稻场上.随后,日军又将祠堂四门堵上,烧上煤油,燃起一把大火,把祠堂化为灰烬.同年9月11日,几十个日本兵窜至庐山西麓赛阳乡.由于事前得知,这一带的村民都扶老携幼逃到石门涧下的“盐老鼠洞”和“鸟儿洞”避难.上午9时,日军进入村子找不到人,就由奸细引路来到石门涧,面对50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农民,几十个日本侵略军手持刺刀和长枪,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用刺刀捅死.顿时,惨叫声震天动地,鲜血染红两个岩洞,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开膛破肚,有的砍去四肢,血肉模糊,现场惨不忍睹.在这次大屠杀中,只有两个幸存者.
10月8日,星子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38人避难于羲之洞中,因晒衣暴露目标被发现,于是日军就把这38人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死者中最惨的是芦善敏,日军选用五棵不同位置的山竹,同时攀曲下来,将芦善敏的头、手、足各系一根,突然将山竹松开,芦善敏就这样体分五段而死.
日军在扫荡中见人就杀,而且以杀人比赛,以杀人取乐.1939年4月的一天,日军抓住从星子县过湖来都昌的四位农民,绑在一张八仙桌的四只桌脚上,当作炮靶,用迫击炮轰击,把人打得血肉横飞.5月,都昌七角王伯昌村的王升财和王学镇因缺粮,到左里买谷,被日军抓去,强迫他们自己挖坑活埋了自己.左里蒋家村有两人被日军抓去,一顿毒打后,一人被铁钉钉在板壁上,日军用刀剥了他的皮,最后开膛挖心,一个被绑在长凳上肢解分了尸.
日本兽兵在九江强奸妇女,不分老幼.1940年6月,一对陈姓夫妇出九江城东门,过哨卡时,日军故意刁难,竟将陈妻拖入营房内轮奸,并要其丈夫旁观.陈某不堪忍受如此的凌辱,奋起抗争,当场遭日军杀害.新塘乡一刘姓妇女,因抗拒日军强奸,抓伤了日军的面孔,一伙日军竟丧尽天良地将该妇女全身衣服扒光,绑在树上,全身涂上猪油,让山蚂蚁咬噬丧生.修水梁口村60多岁的何达英老太婆,被8个日本兵轮奸致死.平段塘头余南普的母亲产后才十多天,身上还流血,惨无人道的四个日本兵仍对其强奸.奸后,又将她砍成四块.三家店村的一老人带两个女儿逃难,途中遇见日本兵,要强奸14岁的女孩,憨厚的姐姐示意妹妹未成年宁愿自己代替,结果姐妹都被强奸.事后还强迫老父奸幼女,父亲宁死不从,日本兵将老人戏弄一番,割去他的胡子,扬长而去.
1940年秋季,日军千余窜至都昌左里、苏山两乡的万家坂、嘴头吴、龚家坂、新屋王坡垄、余南、袁丁山、谭家等九村,焚烧民房544间,绵延20余里的村庄,几乎烧得干干净净.惨遭杀害的无辜百姓30余人,受害农民家破人亡,到处流浪.
日军三次侵入修水,所经之处,无不烧、炸、淫、杀.从1939年9月13日起,日机陆续对三都进行狂轰滥炸.修河两岸一片火海,三都街上的万寿宫、省十五中、傅家祠堂等较大的建筑物大部分变成瓦砾.仅万寿宫落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弹坑面积就达一亩余.最惨的是梁口“下街头惨案”.日军飞机本想轰炸驻有川军的下湾头,却误为下街头,三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梁口下街头,在这方圆不过一华里的弹丸之地,投掷炸弹十几颗,炸毁房屋3000多间.躲进柑桔园的老百姓,有70多人被炸死,9户被炸绝,桔林里血肉横飞,桔子树上挂着人头人肉,惨不忍睹.
据《江西抗战损失总报告》记载,九江县（指九江地区）抗战期间死亡人口达23537人,其中男性22062人,女性1033人,儿童442人,重伤1556人,轻伤3239人.烧毁或拆毁房屋13213栋.各项财产总损失为2808639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