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2年3月初,在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将要满一年的时候,东京电力公司受理的800件民事赔偿交涉中,仅有4件达成了协议.更多的交涉还在进行.
在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富岗市,居民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距离机组20公里以外的地方.原驾校教师小野田长尚,今年已经69岁,小野田自20岁开始到富岗工作,亲自看到了核电站建设、发电给市财政带来的巨大效益.在富岗市,小野田有了自己的家、子孙,当然盖了不错的房子.在3月11日9级地震到来的时候,福岛县的地震相对小一些,但依旧让房子左右剧烈晃动了好几分钟,好在房子本身基本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但是核电事故,让小野田全家不得不离开富岗市.以至于后来政府准许他们回去取重要物品时,仅给了他比信封口袋大一点的透明塑料袋.看到自己的房子完好无缺,但在核电事故后已经不再能居住时,小野田悲愤不已.
“这一年我的老母亲去世,我连葬礼都不能给老人家办.我自己也没有了住的地方.”小野田说.和东电交涉的赔偿事项,离达成协议还有不少要做的事.赔偿中每一项内容都要反复确认,东电方面是不愿意多陪一分钱的.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地延续着.
东电有东电的难处.几十年的安全运营,让东电觉得每年上百亿日元的保险交起来实在没用,在几年前便停止上这个保险了,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核电事故.这让东电赔偿起来感到力不从心.
尽管在事故发生后东电已经向银行借了2万亿日元,国家特别拨款3000亿日元,但民事事故的赔偿还没有正式开始,仅核事故的处理工作便让这2万多亿日元消失了.今后废炉（拆除反应堆）工作所需要的钱会更多.与国家签订的稳定供应电力的条约,让东电必须启动火力发电,以保证对东京地区的电力供应.这部分突来的费用,也压得东电喘不过气来.
推进发展核电事业的四大根据（原料多、发电成本便宜、可以循环使用、不排放二氧化碳）,随着福岛事故大白于天下,已经失去了说服力.核电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开始愈发受到人们的注目.
可以说,福岛核电站在能源安全方面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矮了一点的防波堤
事故往往因为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小小破绽而引发,而且一旦生成事故便一发不可收.
日本的核电安全并不只是一个神话.在过去40余年里,每当爆出核电事故的新闻时,人们发现其实只是核电周边的一些设备出了问题,而在中心部分,如反应堆等等,从未显露出半点破绽来.重要地方有双重保护,关键部位更是三重严守,至少反应堆固若金汤.
在3月11日地震到达后,福岛核电站立即停机,并未发生损伤.此时反应堆内的燃料棒需要循环水来冷却,如果不在水中冷却,就会与在炉中一样继续反应,不加以控制的话,便会发生炉心熔融（烧穿炉底）、核材料储藏池熔融现象.那将是特别严重的核事故.于是,向反应堆内供应冷却水比什么都重要.在核电站停止发电的时候,循环水的供应依旧要用电,外部电源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东电对此有着充分的准备.首先是每座反应堆的地下部分都备有两台柴油发电机.在停电的时候可以靠柴油发电机供电.
但因为防波堤设计得比较矮,一切都泡了汤.
从最近几十年的经验看,福岛附近的海啸高度为4米左右,东电的防波提在设计上能防5.7米以下的海啸.
但是在3·11大地震之后到来的海啸为14米,不仅冲过了防波堤,而且让整个核电站浸泡在超出基准水位10米的海水中.当然淹没了柴油发电机,紧急情况下的供电设备完全丧失了.
其实在道路已经被破坏,海啸到来的时候,存放在油库中的柴油罐不知卷到何方,就是柴油发电机能发电,在数小时内也会因为没有柴油而启动不了.
因为防波堤未能挡住海啸,柴油发电机不能发电,反应堆内的循环水很快烧干,最惨重的炉心熔融事故发生了.
“很多时候,并不是中枢部位出了问题,而是其周边的设备、装置有各自的弱点,于是整个系统便瘫痪了.我认为是边缘事故最终导致了整体的瘫痪.”日本评论家柳田邦男在总结福岛核事故的原因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产业对“廉价电”的需求
能支付巨额建筑核电站的费用,日本国家真的缺少了一点建防波堤的经费吗?
日本的经济增长不能没有能源上的支持,特别是电力能否做到廉价,直接关系着日本产业是否愿意在日本国内从事生产.产业界要求国家尽一切方式,提供最廉价的电力.发电企业也需要导入廉价的发电方式.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便酝酿引进核电.除去其他用意不说,发电成本便宜一直是日本推进核电的主要口实.
日本首先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便选择了福岛.在海边建造的时候,当然考虑了海啸问题,但仅仅以近代日本有文字记录的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的数据为准,在这个范围内考虑安全对策.
建造可以降低发电成本的核电站在成为国策后,如何保证核电站的安全便只是个手续问题,并不是日本国家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的审查非常宽松.”不少核电专家后来这样对日本媒体说.
日本国家设立了第三方审查、监视机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及“原子力安全委员会”,但保安院及核电安全委员会一开始便和核电企业结合在了一起.笔者在东京电力公司采访时,总是看到保安院的官员与东电一起出来见记者,看不出来保安院对核电企业有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是国家及产业对降低电价的要求在先,然后才有了在防波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破绽.让边缘也固若金汤,这显然不可能.对廉价电的迫切需要,必然会导致边缘破绽,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不受监督的官产学三位一体
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人去核电企业当了领导,有人在经济产业省做技术方面的监督官僚,还有一部分留校继续研究教学.在核电站大干快上的时代,最新的研究成果,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产业界,而国家能通过各种扶植政策,让成果立即投入到产业中去.日本的效率就体现在了这一点上.
并不是日本仅有东京大学一家设立了核电方面的专业,其他学校也有相应的专科.比如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时候,菅直人时任首相,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物理专业,他自认为对核电十分了解.东京工业大学也有相关的系与专业.但并不是因为有东京大学以外的学校在教授核技术,日本的情况就能出现变化.
从日本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官产学的严密合作.
日本在内阁府内设有原子力委员会,该会设有23名专业委员,除了政治家是专业委员外,懂理论的专家专业委员的作用非常大.这种专家出任的专业委员由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及京都大学派遣.现在东京大学田中知教授（同时是日本原子力学会会长）、大阪大学山口彰教授、京都大学山名元教授在委员会中担任专家的任务.
但就是这3名担任专业委员的专家,很凑巧的是在2005到2010年的5年中,共接受了核电企业、团体共1839万日元的捐款.相关的捐款与科研费不同,是不需要发票报销的.当然3位著名核电教授都对外说,他们没有在委员会的发言中,特别偏袒了企业.
这种官产学关系在自民党时代结成了铁三角,并与媒体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福岛发生核事故后,日本媒体中除了《朝日新闻》开始逐步检讨核电功罪外,其他主流报纸基本上保持了几十年来对核电的支持态度.官产学之外,媒体的配合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