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就是一个人以真实为承诺所写的关于自己的传记
和以往相比,九十年代名人自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作者身份的转换：从政治性的伟人,强人,变为文化圈（按即文艺娱乐界）的名人,文化身份上,则由作家、学者为主体转变为以并不经常弄笔的"成功人士"为主体.
从这种身份的转换,大致可以看出九十年代名人自传在整体品位上和以往的伟人或强人自传的区别.
首先从不同的传记最后提供的传主形象来看,一般说来,伟人自传（可惜很少）制造的是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充满了神话传奇般的细节描写乃至虚构的情节；强人自传散布思想和语言的各种禁忌,剥夺读者渴望花边新闻的权利,以枯燥的训谕折服被组织起来的读者的耐心；至于名人自传,则谨慎地避开这一切,专门制造一些软性的、似乎更接近凡人生活的形象.
表面上,名人自传以谦虚的姿态回避着权力,他们的媚俗表演似乎仅仅是消费时代一种广场的狂欢,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人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总是相对的,对某一些人来说你是弱者,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可能摇身一变,又成了货真价实的强者.
流行本身,首先就是获得权力--严格说来是一种温柔的暴力--的表征.不同的写作者对市场份额的占有总有一定限量,这限量的大小,多少,取决于同一购买时间里其他写作者的情况.比如说,许多阅世甚深、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老人的自传,就很难在市场上和名人们一争高下,后者实际对于前者构成了残酷的挤压态势,甚至完全掩盖了前者的声音.考虑到许多文化老人的自传,在申诉自己长期被剥夺基本生存权利的同时,往往也致力于解构那些不合理的权力体系,那么,对这种申诉和解构的挤压、掩盖,本身难道不就已经加入了一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并由此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力了吗?
当代荧屏名人自传还喜欢将自己和另外一类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区别开来,这当然也是出于自身的认同意识.在处于权力顶峰或权力底层的人们看来,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和荧屏名人并无实质性区别,不同之点仅仅在于,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往往不好理解,所以他们的声音,最好还是由荧屏名人们代替发表出来吧.这样,荧屏名人轻而易举就获得了代表一切艺术家说话的权力,正像他们始终代表着广大观众与读者,像幸福的鸟儿唧唧喳喳一样.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名人自传中,名人甚至还自认为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呢："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种文化传统,我所体现的是站起来的正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的气质、风度和自尊自重的庄严,但我知道,仍需要一种儒雅而温和的包装".
在人类诸多的权力结构中,代表别人说话的话语权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一切偶像的诞生,都要通过在话语上对别人的权力的巧取豪夺来完成.当人们树立、认可某个公共偶像时,就意味着人们要把自己代表自己的权力拱手让渡给偶像,通过偶像信口雌黄的单口相声显现自己被歪曲的存在.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这类偶像在高居仰仗他们表达自己的那些芸芸众生的存在的金字塔顶的同时,还必须服务或服从于更大的权力之源,当他们以公开揭密的方式掩盖更大的真实,至少是延迟或干扰对真实的想象的时候,当他们以说出真话的虚假的坦诚无休止地说谎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执行比他们站得更高的权力者的指令.对被代表者,他们是剥夺者；对可见或不可见的权力之源,他们又是被剥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