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
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
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而这样一个认识,对于当下的社会,具有巧妙的现实意义.
《水浒传》诚如一般所理解,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例如,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有这样一段话：“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由此可以看到,梁山英雄的成分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技艺；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对商人的尊重,无不打上了市井性质和市民阶层的深刻烙印.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