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唐诗 宋词的特点比较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这三个说的是内容,赋、比、兴,这三个说的是手法,这就是》“六义”.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有杂剧、散曲之分.散曲又有套数、小令、带过曲之别.
　　我国古代音乐把调节器式叫保重宫调.曲的宫调出于隋唐燕乐,以琵琶四弦定为宫、商、角、羽四声,每弦上构成七调,宫声的七调叫“宫”,其他的都称调,共得二十八宫调.但在元曲中常用的,只有仙吕宫、南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商调、商角调、双调、越调十二种.每一种宫调均有其音律风格,故对于调子的选择,往往有一定的习惯.如王骥德在《曲律》中说：“用宫调须称事之悲欢苦乐,如游赏则用仙吕、双调等类；哀怨则有商调、越调等类.以调合情,容易感人.”
　　每一宫调都有不同曲牌.套数则由两支以上周一宫调的不同曲牌联缀而成.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元曲与“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并列,称之为“一代之文学”.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词还可以分为小令（58字以下）、中调（59~90）、长调（90以上）.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回答者： 凝霜化雪 | 二级 | 2010-11-10 21:22
　　诗经是念的,唐诗是说的,宋词是读的,元曲是唱的.
　　回答者： 海盗伟伟 | 四级 | 2010-11-10 21:22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这三个说的是内容,赋、比、兴,这三个说的是手法,这就是》“六义”.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有杂剧、散曲之分.散曲又有套数、小令、带过曲之别.
　　我国古代音乐把调节器式叫保重宫调.曲的宫调出于隋唐燕乐,以琵琶四弦定为宫、商、角、羽四声,每弦上构成七调,宫声的七调叫“宫”,其他的都称调,共得二十八宫调.但在元曲中常用的,只有仙吕宫、南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商调、商角调、双调、越调十二种.每一种宫调均有其音律风格,故对于调子的选择,往往有一定的习惯.如王骥德在《曲律》中说：“用宫调须称事之悲欢苦乐,如游赏则用仙吕、双调等类；哀怨则有商调、越调等类.以调合情,容易感人.”
　　每一宫调都有不同曲牌.套数则由两支以上周一宫调的不同曲牌联缀而成.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元曲与“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并列,称之为“一代之文学”.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
　　词还可以分为小令（58字以下）、中调（59~90）、长调（90以上）.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