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赵普最先说的
“攘外必先安内”,并不是蒋介石发明的.其最早的出处是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
攘外必先安内的最早：努力争取民心,如果没有民心的支持,那么政权将会不存在.因此,盲目攘外和安内都是不可取的.
东周事例
春秋时期,面对外部戎狄侵扰,内部王室衰微、诸侯相争,春秋五霸之第一霸齐桓公就提出口号“尊王攘夷”——先“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才能“攘外”.
西汉事例
西汉时期,汉景帝的老师晁错力主削藩“攘夷必先安内”,引起当时朝廷的激烈争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或认为时机还未到,以窦婴为首的认为当时应一致对外,对付匈奴；晁错以政治家的眼光说服汉景帝最后选择继续和匈奴和亲,而将注意力集中到鼓励农耕、致力本业和守边备塞以及削藩上.[2] 结果,汉景帝的削藩除去了内忧,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为武帝对匈奴动武、解决边患创造了条件.
两宋事例
北宋初年,面对国内未平和辽国威胁,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南宋时,面对金国的入侵和南宋内部的农民起义和兵乱、匪患,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进讨由乱兵啸聚为匪的曹成所部时,就曾上书宋高宗：“臣窃惟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垒,何以服远.比年群盗竞作,朝廷务广德意,多命招安；故盗亦玩威不畏,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3] 在岳飞看来,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先清除内乱,则无法全力抗金、收复中原.
明朝事例
明朝中前期,面对蒙古瓦剌人的进扰,名臣于谦在《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强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明末时期,明朝面对关外清军和关内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开始时是内外并攘,但是关内刚迫使农民军招安,关外清军就开始进扰,农民军复又反叛.明军在松山之战惨败后,兵部尚书陈新甲上书崇祯皇帝,要求与关外清朝议和,先安内对付农民军,崇祯也有此意,但又不愿承担“议和”的名声,命令陈新甲秘密从事.但陈新甲做事不周泄密,朝臣上书反对,崇祯不敢担当,于是杀陈新甲,罢议和事.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次延缓危机的机会.[4] 两年后,明朝就在两线作战中亡于李自成,后人多认为这是没能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例.明末清初抗清殉国名臣夏允彝称：“我之兵力每以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卒之二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清朝事例
近现代中国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侵华战争,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不仅加快了这一进程,而目还陷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入侵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使之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形成了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以,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进退维谷.
第一种危机说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各阶级、阶层,除个别败类,都具有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立场；第一种危机说明,传统秩序己经崩溃,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因而社会动乱不己,革命高潮连绵不断.在这种情形下,统治阶级总是受到外敌侵略与内部动乱的双重威胁,不得不同时面临攘外安内的难题.一般而言,能同时成功地“攘外”和“安内”,本是国家政权的正常使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软弱的中国统治阶级,既不能成功地“攘外”,也不能成功地“安内”.他们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困境中,往往“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美其名曰“攘外必先安内”.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同时面临太平天国起义与英法联军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清政府曾坚决地同时“攘外”和“安内”,结果内乱未平却两度招致外敌兵临津京的惨祸,不得不“借师助剿”,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由于在废立皇帝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加上担心“丧失民心”祸起肘腋,盲目利用“义和团”,发动排外主义运动,欲“藉攘外以安内”,结果几乎招致亡国之祸.这给其后的中国统治阶级以巨大的震撼,从此,近现代中国统治阶级再也不敢盲目排外轻言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