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论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陈占彪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可谓众说纷纭,择其大者,莫过于地域、政治、经济、技术四者.从
地域来看,地域的差异性导致了文化的多样性,但要注意的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仍具有某些同一性；
从政治来看,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取决于文化之于政治是处于从属地位抑或其他,文艺工具化往往是
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思想的产物；从经济来看,经济之于文化的决定因素具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无
论是从时间轴向来看,还是从空间轴向来看,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往往是负相关的关系；从技术来看,
技术会以两种方式对A'fi'7世界观和价值观造成影响,这是技术决定论的立论之所在.
关键词：文化；文化影响因素；地域i政治；经济；技术
中图分类号：K01,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2—0024—05
就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历来都是众说纷纭的.
屈指数来,择其大者,莫过于地域、政治、经济、技术
四因素.地域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实
更多地是在人类文化原初阶段,政治对文化发展影
响的敏感时期往往是在威权社会中,经济对文化发
展影响的敏感时期往往是在市场社会中,殆到近世
信息革命以来,技术成为影响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
一
、地域决定：多样性与同一性
地域对文化的意义是在文化的产生这一关lZ：l,
也就是说,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来看,地域的因素是不
可或缺的.特定的自然生存条件往往决定一个独立
文化体系的最根本性质和特征,这是各呈特色的多
元文化形成的一个客观前提.那么,考察一个文化
体系的性质和特征就不能不顾及到这一文化体系赖
以生存的地理环境.
中国自然环境是以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中
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正是在河谷平原的摇篮中
发育、成长的.它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海洋民族(如
古希腊、罗马人),也不同于游牧民族(如古代阿拉伯
人)的发展道路,一开始就以农业经济作为建设文明
的基点,最终演进为一种高度发达、极端成熟的以农
为本的文化形态,是完全顺理成章的”[1](P17).河
谷平原的地理形态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农业文化形态
根本特质.这种文化形态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
等级关系和建立在此关系基础上的集权社会,人与
物之间的优游和谐和辑睦相处.对于前者,卡尔·A·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处于干
旱、半干旱地区的东方国家都是‘治水社会’,这种社
会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而这些协作又反过来需要纪
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由此便产生了专制君
主和‘东方专制主义’.”[2]对于后者,农业社会文化
注重一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的人类生存场景理想模式,其中的“爱物”,即是“天
人合一”的自然观,“畏天命”其实强调了人与物根本
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它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相得益彰.
我们再看希腊的地理形态,“在希腊文明的中心
雅典,南方最上品的果树不必栽培就会生长.那儿
每隔二十年才结一次冰；夏季的炎热有海上的微风
调剂；除了从色雷斯偶尔吹来几阵东北风,地中海上
有一股酷热的东南风以外,气候非常温和”.所以,
“在这样的气候中长成的民族,一定比别的民族发展
更快更和谐.没有酷热使人消沉或者懒惰,也没有
严寒使人僵硬迟钝.它既不会像做梦一般的麻痹,
也不必连续不断地劳动；既不沉溺于神秘的默想,也
不堕入粗暴的蛮性”[3](P266—267).正是希腊如此
的气候条件,形成了希腊人一种理性、成熟的气质,
进而形成如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所概括的一种“阿
波罗精神”的希腊文化,即一种清晰、庄重、理性、在
有限之中体现和谐的文化精神.
以上是在不同文明系统中,地域条件对不同性
质的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同一文化体系中,
从大的范围来讲,虽然它们具有共同地貌特征,共属
于同一文化体系,但内部地理因素的差异也促成各
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生成.拿中国来说,中国总体
上的地理环境正如周秦之际的《禹贡》里所描述的,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用
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我国北部是原始森林与大沙
漠,西北横亘着几叠山峦,西南有号称‘世界屋脊’的
青藏高原,而东南沿海又面对着浩荡无垠的太平
洋”.正是这么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地理形势,客观
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现世、自足、稳定、独
立的总体风貌.但在大一统的中国内部,南北地理
环境的迥异,也导致了南北文化的不同,“中国北部
干燥的小麦、小米种植区和南北湿润的稻子生长区
被几乎是长江和黄河的中轴线上的北纬33度一分
为二,在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中,雨量、土壤、气
温、人力使用都迥然不同”[4](P5).由此可见,文化
与地域的关系不可谓不大矣.
由全世界,到全中国,到南北,到各区域,地域对
文化的生成和特质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从而形
成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文化拼盘.文化相对主义者
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人们
的信仰和行为准则来自特定的社会环境,任何一种
行为如信仰、风俗等等都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
值体系来评价,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
对的价值标准.”[5](e2o)地域的差异性导致了文化
的差异性,进而形成了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然而,在看到这种差异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
的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仍具有同一性,这就是用地域解
释时所应当注意到的,差异性导致了文化交流的互
补,同一性导致了文化交流的可能.“古代中国文明
的大多数基本要素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的许多
地方,人们发现动植物得到早期人类驯化的证据,所
以认为农业是起源于一个地方、然后通过人口迁移和
思想扩散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关
于宗教与宗教的基本思想,一一比如按男系继承,用
动物或人向神或祖先献祭,还有关于社会秩序的基本
观念——比如把战俘沦为奴隶、王位的兄终弟继或父
死子继,都是相当普遍的跨文化的东西,把这些现象
归结为共同的人类心理而非文化接触似乎是合理的
解释.”[6](e2o一21)伊佩霞将这种文化的同一性归结
为“共同的人类心理”也许是准确的.正是这“共同的
人类心理”产生了一些不约而同的文化现象.
如前所述,地域对文化更大的意义是在文化的
产生这一关口,当文化的基本性质已经定型,形成自
己的传统,并千年一脉地传承下去,地域之于文化的
意义也就越来越不明显了,尤其是现代社会科技发
达,使得全球范围内地域概念变得含混不清,文化交
流更加便捷,交流的影响远大于地理环境限制和分
隔下自我的成熟,地域因素之于文化新质的生成已
是微乎其微了.
二、从属政治及其后果
在一个注重等级和秩序的社会中,文化发展受
到政治的影响相对来说会比较大.而且在一个威权
社会中,统治者又都格外地警觉文化的发展动向,马
克思及其继承者,马克思的批判者对于文化和政治
的关系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思考.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
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
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
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7](P663—664)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本来政治与文
化处于一个层次,同属于上层建筑,但包括列宁在内
的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是政治至上主义者,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道,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
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
轮和螺丝钉”,文化无条件地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
服务,在文艺与政治两者之问形成一种不可妥协的
对立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
经济决定性作用,并挖掘意识形态及文化等上层建
筑的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改革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以英国工党为代表)、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和革命的工会主义(以索罗为
代表)等各支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者们都试图发掘上
层建筑在历史进化和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力量.而且
他们的反思和解释已卓有成效,“决定论或本质论的
任何形式等同于政治的灭亡”.“按照这一观点,拉
克劳的理想是想说明当代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和运动
— — 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多元文化和反战运动
— — 怎样必定被理解为是自发和偶然形成的.它们
不能够被看做阶级斗争或经济问题不可避免的表
现.它们甚至更少地被看做是工人阶级的论述的错
位,工人阶级的另一个名字是‘必然性’,它的历史命
运就是假定权力能影响整个社会,因而预示了社会
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且拉克劳明确表示,当代就是
这样的一个时期,在那里,政治(它的别名是‘权力’
和‘偶然性’)作为自治行为现在已经在人类事务中
确认了它的正确作用,最后的决定论时代似乎已经
走到了尽头.”[8](P334)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到柯尔施到威廉
斯都不约而同地批判经济决定论,看重文化的解放
力量,与政治至上主义者将文化与意识形态或政治
对立起来相反,在“西马”那里,文化与意识形态是同
构的.在阿尔都塞的眼里,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所
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像性关系的再现”.这
从他卓越的主体性研究就可以得到理解,“意识形态
从外部构筑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我们所谓
本质的自我不过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实际
上只是一个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事实
上,我们是依赖于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
待自己的社会身份,来成为一个主体,我们对自我的
看法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文化赋予的.”
[9](P12)阿尔都塞的主体性理论的研究突出了意识
形态在主体性建构的关键作用.这已不是纯粹的政
治因素了,广义的意识形态固然包含了政治的因素,
但也更多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在内.
具有十四载的铁窗生涯的葛兰西认为,马克思
主义的上层建筑是由具有强制性功能的政治社会和
非强制性功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构成的,一个
社会的统治不在于其军队、警察、监狱的强大和坚
固,而在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维系着
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要颠覆资本主义社会,就必
须推翻其文化领导权.
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继承者,还
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者,他们实际上都摒弃了马克
思的经济决定论,同时,又都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意识
形态、文化的重要性,只不过前者走向了极端,后者
旨在于“纠偏”.
正是基于以上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思
考,使得文化的政治化倾向在中国现代政治社会生
活中非常明显.这严重地规制了文化的发展方向,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歪曲化的情况下,就导
致了文艺现实主义的张扬和对现代主义的拒斥.抽
象艺术、卡夫卡、乔伊斯、超现实主义、建筑方面的任
何创新、世纪之交以来涌现的所有令人兴奋的东西
统统被斥为反动[10](P481).这主要还是他们将文化
看成政治的附庸和夺取统治地位的工具,文化的政
治性和工具性得到了极端的发挥之原因所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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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三、文化与经济的负相关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社会意识”,这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之所在.在“存在决定意
识”这一世界观的照耀下,唯物主义者强调了经济基
础对于上层建筑(政治、伦理、法律等)的支配作用,正
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从他们的经济
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尽管这一经典论点遭
到一些人的质疑和批判,但不可否认,这一理论仍自
成体系并具有一定的合理眭、可操作性和自足性.
经济的发展之于文化的生成和影响可以说贯穿
人类始终,我们以明代为例可以看出,明代商品经济
活动相对活跃,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也得以萌生,城镇
繁华、货类丰富,市场发达,海内外交易频繁,在国
内,“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
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Et夜商贩而北”
[I11.在海外,“1602年一l682年间,荷兰的东印度
公司进口了大约1200万件中国彩釉瓷器(不包括更
常见的青花瓷).到18世纪,欧洲商人经常委托绘
制特别的图案,甚至送来样品让中国瓷窑为其仿制”
[6](P162).正是这繁荣的商品经济释放了被压抑的
世俗欲望的追求,“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
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12](vzo5).这时,整个
社会呈现一种将传统纲常伦理所排斥的声色正当
化、尊情享乐、追求精致而艺术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倾
向.明人对饮食的嗜好和玩味则构成了这个时代生
活方式的文化特征.
从上述举例来看,经济的决定因素也许有一定
的道理,然而,经济发展的自成逻辑并不能证明文化
发展的自成逻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力是
由低向高渐次发展的,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也是由低
向高渐次发展的.比如,从时问轴向来看,在雅斯贝
尔斯看来,人类文明存在这么一个轴心期,大致在公
元前六至前四世纪左右,中国、印度、希腊文化都出
现了质的飞跃,并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孔子、老子、释
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奠基性的文化巨人,而
他们影响了几千年来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面貌.从这
来看,这个时期人类文化产生了一个爆发期,并形成
了后世文化的渊薮和规范,显然其时的生产力水平
与今日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空间轴向来看,与东方文化相比,总得说来,西
方文化关注的重心侧重于器物层面上,而在精神层面
倒不如东方文化来得深厚,这种感觉不光体现在中国
现代化起步时的“道器说”、“体用说”以及“形而上者
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的总体感
觉上(固然这种看法在五四期间得到批判和纠正),而
且体现在以白璧德为首的“新人文主义”对西方文化
的反思和批判和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和推崇上.诺贝
尔物理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更是这样说道：“人类
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
的智慧.”[13]然而,显然西方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东
方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无论是从时间轴向来看,还是从空问轴向来看,
与经济发展相比,文化发展的不自成逻辑性恰恰说
明了文化发展动因的复杂性一面,这也反证了文化
与经济有关,但不是惟一的关系.然而,我们又可以
在文化发展的不自成逻辑中大致梳理出这么一个逻
辑,或者说规律,即,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大体是负相
关关系,往往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所形成的文化传
统就越深厚,无论是非洲部落社会的神秘的巫术、神
奇的医术、怪异的习俗、艳丽的服饰,还是中国传统
社会的和谐的自然观、宗教意义上的礼仪、严密的宗
法制度、自大的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这些良莠不齐
的文化传统恰恰成熟于经济相对并不发达的时代和
地区,这其实也并不难理解,发达的经济社会形态
下,从人与自然方面来看,人们对周遭的事物和现象
有能力得以“去魅化”,正是“去魅化”致使人不再对
自然心存艮葸,并进行想象性阐释.从人与社会方
面来看,自我或个体成为政治和社会行为的一元,政
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极权社会人格的畸形塑造不
再对公民造成道义上的压力,由此滋生的文化也就
相应显得薄弱.
如上述分析,经济发达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发达,
有时恰恰相反,经济的发达能造成文化发言权上的
咄咄逼人,但并不意味着文化话语权上的气势如虹,
严歌苓的《少女小渔》与其说是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
弱势文化的霸权,不如说是东方强势文化对西方弱
势文化的吞没和征服,而不是如某些论者所论相反.
看来,文化发展与经济因素有关,这种相关往往是一
种负相关关系,使经济不能成为惟一的决定性因素.
四、技术之于精神的影响
马克思这样论述火药、罗盘、印刷术之于资产阶
级社会到来的重要性：“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
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
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
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
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
强大的推动力.”[14](P427)技术不局限于学科意义的
突破和物质社会的满足,它之于文化发展的意义更
大程度上是在于技术的发达会造成人们世界观和价
值观的转变.这是技术决定论的立论之所在.
技术对人精神世界形成的震荡和反省的过程和
后果是不同的.一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造成了
人精神的震荡.鲁迅在介绍居里夫人镭的发现时,
这样评估一个放射性元素的非科学涵义：“由是(钼
(镭)之出现——引注)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
益磅薄,未可知也!”[15](P1280)“太阳可以是行星系
的中心”,1822年,当罗马教廷无奈地宣布这一裁定
时,人类从宗教愚昧走向了科学理性.人们这样评
价哥白尼日心说的意义：“⋯⋯哥白尼、开普勒和伽
聋略都不是哲学家.但是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
哲学后果.他们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论以及大部分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同时,他们往往蔑视亚里士多德
用‘目的因’、目的、目的论所作的解释.目的论在l7
世纪备受批评.”[10](P42)“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开
创了近代天文学,同时带来了物理学和数学上的一
场革命,而且也帮助人们在宇宙观上引起了决定性
变革.虽然它并未明显地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
巨大影响,但它却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
刻的一场思想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根本革命.”[16]
(e85)它使人类从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中清醒过
来,主体不再是万物之王,宇宙是值得叫人敬畏的.
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曾自信地说道：“假定在某
一时刻,智慧之神能把握自然界所有的力,以及组成
自然界的一切物体的特定状态,而又能对所掌握的
资料进行分析,把宇宙中最大天体到最小原子的运
动全都包容于一个公式之中,那么对他来说,就没有
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都一一呈现在他眼
前.”[17](P72)然而,2O世纪现代物理学三大发现(相
对论、量子力学、混纯)之一混沌(chaos)事实开始浮
出水面,经典牛顿力学意外地存在着的不确定性因
素(如强迫力达到某一幅度时,单摆不再是周期性的
运动),小行星绕着双星的运行状态,运动微分方程
对初值的敏感性,这些在看似完美的秩序下面埋藏
着的奇异的混沌,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世界的自信和
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自豪感.同时,牛顿经典物理
学指导下研究黑洞的失败(即所谓“紫外灾难”),量
子物理学否定了连续运动的假象,爱因斯坦相对论
推翻了牛顿时空观,这些科学成就奠定了现代物理
学的同时,也标志着西方现代文明的诞生.“相对论
的出现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极其巨大,它直接影
响了2O世纪人们的思维,使2O世纪初西方思想界
出现激烈的动荡.”[18](P245)
科技对人类精神世界发生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
人类假借科技成果这一自然定律加以应用于社会生
活中,并形成人类生活的社会定律.从达尔文的物种
起源说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1859年,
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在这本著名的书里,
他用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用进废退等词语揭示了动
植物界生命演进的规律,从而提出了进化论的概念,
1871年他在《人的遗传》一文中宣称人是由猿进化而
来的,遭到自我中心主义神学家们的一致反对,但进
化论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的生存景象.
然而“达尔文的这一关键要点一发表,立刻遭到
种种误解.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很快就要把适
者生存的观念挪为己用了,出现了通常所说的社会
达尔文主义者”[19](P54).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
人物斯宾塞则将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用诸人类社会
生活之中,他甚至认为保护弱者,只能危害社会的进
步.2o世纪3O年代纳粹德国的种族理论、生存空间
诸说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等
生物界原则付诸残酷政治实践的典型,这是负面的
例子.上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们在国家内忧外患、
民族生死存亡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接受社会达尔
文主义以自我鞭策,自我激励,奋发图强.“强弱即
曲直”,谁能想到这是刘叔雅说的话：“无疑,战争者,
进化之本源也.和平者,退化之总因也；好战者,美
德也；爱和平者,罪恶也.欧洲人以德人为最好战,
故德意志在欧洲为最强；亚洲人以日本人最好战,故
日本在亚洲为最强.”[20](P196—2oo)这是正面的例
子.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面是以之作为人类罪
恶的遮羞布,一面是以为作为自我鞭策的座右铭.
牛顿机械运动三大定律完美地解释的宏观世界
运动规律,标志着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长驱直入,
他本人也因之而成为近代科学多个学科的奠基人.
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则将牛顿的学说加以哲学化,他
将“近代科学精神贯彻于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在启蒙
运动中比较早和比较详细地反复论述了以追求平
等、自由和宣传君主立宪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理想”.
“无论是盂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还是伏尔泰的‘自
由、平等’观,无疑都是牛顿思想、原则和方法的拓
展.”[16](P134—137)可见,牛顿物理学的哲学内涵在
社会领域的运用,为启蒙主义先驱提供了锋利的武
器.这一直影响到美国《独立宣言》的形成.
可见,技术之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意义这个问题
是基于其在社会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技术不只
是带来物质上的丰富和便利,技术的发达一方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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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另 方面自然定
律被应用于社会生活中,进而会形成人类生活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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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辛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