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正义、人权、法治、科学皆属之.它是举世公认的、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道德规范,是最高层面的道德范畴. 普世价值的具有普世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人类本性所具有；二是现代文明所必需.全世界的人,无论什么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等,全都属于人类.人类是动物界中最高等的物种.既然来自同一物种,就必然有该物种的共同特性. 普世价值体现了人的基本权利,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中,有‘以民为本’一说,但这种民本思想,只是体现了某些明智的君主,认识到要稳定其统治地位,必须对黎民百姓有所体恤和倚重.它并不承认民权是人的天赋权利,不是任何人所恩赐的.这种观念延续到当代,仍有人要求人民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等等.完全把本末倒置了.在历史上,儒家推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可惜,时至21世纪,这种公然违背法律、道德准则的行为,在某些当权者中,依然照行不悖.
中国不能拒绝担当普世价值,这是大国的世界历史责任.有关中国是否需要普世价值的论争,本身就有问题.当今时代,有谁会说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都是坏东西?既然是普遍好的或善的东西,谁又能拒绝呢?恐怕争论在起点上就有误解,这种误解不仅是对对方的,也是对自己的.中国需要普世价值,这里只有是,没有非,是不容也不用争辩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谁的普世价值?那些拒绝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世价值的话语主体——西方；而认同普世价值的人,有时候也分不清自己是认同普世价值还是认同普世价值的特定表述主体——西方.
有关普世价值的论争,问题不在普世价值本身,而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现代文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为西方建构起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塑造包括一个三段论证：首先,自由存在于人的天性,具有绝对价值的意义,构成普世价值的前提；其次,自由是在西方历史中生长的,西方文明是自由的文明,自由是西方的价值；最后,西方对自由拥有文化主权,自由是普世的价值,西方自然拥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在现代化历史上自觉地构建普世价值,意义不仅是追求实现普世价值,还有谋取普世价值的主体权利.从古希腊希波战争到当代反恐,西方所有的暴力都是受自由主导的普世价值话语保护的.
西方现代自觉构建普世价值的方式,造成世界现代化或全球化历史中的一种文化幻觉或文化错觉.后发现代化国家,总是不知不觉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或者因为认同西方而认同普世价值；或者因为反抗西方而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进而否定普世价值本身.这两种选择,无一不使自身落入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陷阱.
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危险的.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同时也认同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丧失“思想主权”,使自身沦陷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蒙昧中,这样不但谈不上对世界历史负责,甚至谈不上对中国历史负责；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进而否定普世价值本身更危险.在思想竞争的世界历史中,陷自身文化于地方知识与地方价值,将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拱手相让,无异于为西方文化霸权“卧底”.
任何一个有世界历史担当的民族或国家,都应该具有自觉的普世价值使命.抗议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唯一方式是：构建中国立场的普世价值,这是大国崛起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否则,突然吃饱了志满意得的“崛起”,只落得爆发户的浅薄.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建构普世价值呢?是没有这种能力、还是没有这种权利,或者根本没有这种意愿?
首先是意愿问题.中华文化包含着强烈博大的普世价值关怀,天下国家的政治理念、士者弘毅的道德使命,都使中华文化自觉以天下为己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即使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19世纪中国一败再败,有亡国灭教之灾,康有为却在中法战争之际开始写他的《大同书》,把人类社会分作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太平世大同成就,“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早年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发愿建设富强幸福的现代中国,从大本大源处求索,动天下之心,环球同此凉热.中国现代历史在起点上就有普世价值的宏愿.这种宏愿难道就消失了吗?
宏愿从未消失,只是缺乏历史的机遇,让我们获得权利.起初的问题是,我们空有普世价值的意愿,却缺乏弘扬普世价值的权利.不是没有意愿,而是没有时机. “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国家富强了,才有资格讨论普世价值.否则靠什么在严峻的历史面前为“乌托邦”作证呢?普世价值的宏愿一度在历史中受挫,却从未消失.建国60年努力,现代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崛起,国家富强为我们这一代人争得了建构普世价值的权利,谁又能够回避?未有小康而思想大同,是虚妄张狂；已有小康而不思想大同,是狭隘愚昧.
现代中国曾经有、也一直有构建普世价值的意愿,如今又有了构建普世价值的权利,下面考验我们的是,是否具备构建普世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知识问题,还决定于胸怀和眼界.这一代人是否意识到这种使命并有能力担当?2008年是中国参与普世价值重建的元年.从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到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现代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主角,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不同层面上,开始展示自身的魅力.遗憾只是这种魅力依旧面目不清,意义不明.中国能理直气壮地明确告诉世界,中国文化将为世界的繁荣、幸福、公理负责,什么样的制度是正义的,什么样的生活是善良而有意义的,中国如何创立典范?恐怕我们目前还没有思考这些问题的知识能力与道德勇气.
世界改变了我们,我们也将改变世界.西方学者在世界经济危机与美国反恐战争的困局中,看到中国的世界力量的崛起.有深远洞察力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今世界不是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世界进入中国与美国协调的“中美国秩序”；不是中国暂时地修改世界格局,而是中国模式将永远改变人类历史上由自由资本主义及其否定形式马克思主义塑造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目前是否真有这种实力不说,至少中国文化目前仍没有这种自信.士不可以不弘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想想祖先,那是何等志气.
现代中国历史起点上树立的普世价值,曾向我们许诺过世界历史的“道德制高点”,世界大同的主体是中国.用西方的话说,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天选民族的担当.这种担当可以让国家与个人感到尊严,进而高标自律,进而思想深刻、道德勇敢.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都清醒地意识到,民主自由在法国的成败决定世界的命运.美国革命也一样,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共和主义伟大政治试验决定着世界的命运.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改革开放,每一步都担负着改变世界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历史中实践着,只是有待明确的思想表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文化自觉的真正使命.
我们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看到“世界命运的影子”,必须有所担当.目前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参与普世价值重建,而是如何参与普世价值重建.我们应该具备大时代应许的知识能力与道德勇气,毫不妥协也毫不掩饰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回答普世价值的根本问题吗?能为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一个知识与信念体系吗?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制度理想与实践典范吗?能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提供一种善良高贵的意义吗?如果能,我们必须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人类历史的方向与方式,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历史与世界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现代国家社会的合理正义的制度,中国是否为此努力、是否做出典范?什么是人的生活的意义,什么是中国文化为人类有德的生活提供的普遍的价值尺度?面对上述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否有此诚意并如此努力?
明确勇敢地回答这些关切普世价值的问题吧,否则就不要轻率地狂想所谓中国崛起,我们即使躲得过目前世界的经济危机,也躲不过自身深重的精神危机.
民主、自由原本是发源于古罗马、古希腊的西方价值观,但是他构成了全世界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与核心.五四运动率先高举起“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大旗,毛泽东也认为他找到的避免王朝更替的钥匙就是民主,当然这只是在野党的诉求,一旦自己掌权还是觉得集权比民主更可靠,这关键在于制度的建立啊.
民主是民众及在野人士的蜂蜜,当权者的苦酒,孰利孰弊有人却茫然不知,还沉浸在30年前当道的思维定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