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删减了一下,如果字数还多你可以再删去一些具体的描写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天还没有放亮,忽然听见高扬同学在我的宿舍门口高声喊叫：“小胡!快!快起来,出事了!”.我急忙跳下床,跑了出来.学校院内黑洞洞的,看不到人,但能听到急促的皮靴声和枪托的叩击声.看来他们正忙于搜捕.
上房住的一位老汉（约摸六十多岁）披衣起床,走了出来.我一见老汉出来,便上前请求：“老大爷,我是东大学生,警察抓人,救命吧!”他一了解这个情况,便把我引进上房,并让我藏进他女儿（约十七、八岁）的被窝里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开门.不一会儿,几个宪兵闯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审问老汉：“犯人到哪儿去了?”老汉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不知道.”宪兵气急败坏,大声威吓道：“如果搜出来,同罪啊!”老汉毫不含糊地表示说：“同罪就同罪!”宪兵又转过脸来问躺在床上的姑娘：“你这儿藏着什么人?”姑娘也很坚强,平静地回答说：“没藏什么人.”宪兵大概已经看出了问题,有意威胁她说：“如果搜出来,你也与他同罪啊!”姑娘也跟她父亲一样地表示：“同罪就同罪!”
这时我看藏不住了,不能牵连老百姓,便立即从被窝里翻身下床,并对宪兵们说：“是我自已藏进去的,与他们无关.”接着,我就被宪兵押着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我买了一包糕点,去看望那位令人钦佩的老人.
《青春之歌》中的真实的故事
胡开明先生回忆
胡开明
在杨沫同志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第四十二章里,有这样一段情节：夜半更深,一位老人为了掩护爱国学生许宁躲过宪兵的搜捕,毅然决定把这个学生藏进他女儿的被窝.在宪兵明晃晃的刺刀面前,这位老人和他年仅十七、八岁的姑娘,甘冒坐牢的危险,毫不动摇,保护了爱国学生.
有的同志一定会以为这是个虚构的情节.实际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是我亲身经历的.想起这件事,我就以无限敬仰的心情,怀念那位老人和那位姑娘.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后,反动当局加紧了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北平学联在清华体育馆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姚克广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中大（中国大学）今天上午已发生搜捕了,各校也很可能紧接着发生搜捕,我们要提高警惕.文件要收藏起来,积极分子应尽量躲避一下,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散会时外面下着雨.我冒雨回到了东大（东北大学）,已是傍晚时分了.当晚我即召集东大救亡工作委员会的同学开会、传达学联会议的精神.我因为发烧很厉害,头有些晕,只好躺在长凳上开会.大约九点钟左右,一位叫宋伟的女同学跑来告诉我们,说她刚刚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今晚有大批‘客人’要到你们那儿去,你们要准备好好‘接待’.”电话没有留下姓名,讲完这么一句就撂下了电话.当时我分析,这是敌人内部有人同情爱国学生运动,主动给我们报的信,这样今天晚上肯定就要出事了.于是我提出迅速行动,收藏文件,开完会工委会的同学都要离开学校,暂时躲避一下,不要住在校内.可是,当时有的同学反对这个意见,认为这是逃跑主义,主张在校坚持,集合纠察队准备抵抗.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进行表决,结果是留校坚持的意见占了优势,于是,决定大家都不走了.我因为有病,就由高扬同学搀扶着回了宿舍.他说：“你好好睡觉吧,有事我来告诉你.”
果然,到了凌晨时分,天还没有放亮,忽然听见高扬同学在我的宿舍门口高声喊叫：“小胡!快!快起来,出事了!”说完,他就回头跑了.我急忙跳下床,披了一件大衣,光着脚跑了出来.我跑出宿舍已经看不见高扬了,想起不远处有个厕所,靠着学校东面的围墙,于是就朝这个厕所跑去.我从厕所爬到院墙上,观察四周情况.那时天还没放亮,学校院内黑洞洞的,看不到人,但能听到急促的皮靴声和枪托的叩击声.看来他们正忙于搜捕.再往院墙外看,原来是一所民宅,并不是大街.于是只好在墙上再看看动静.
当时正下着大雪,地上积雪已有半尺多厚.我在墙上大概坐了一刻钟,脚冷得实在受不了了.此时天也放亮了.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就从墙上跳下去.不料一跳入民宅,老百姓的狗就吠起来了.原来在学校周围警戒、巡逻的宪兵,一听到院内狗吠声,就过来狠敲大门.上房住的一位老汉（约摸六十多岁）披衣起床,走了出来.我一见老汉出来,便上前请求：“老大爷,我是东大学生,警察抓人,救命吧!”他一了解这个情况,便把我引进上房,并让我藏进他女儿（约十七、八岁）的被窝里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开门.不一会儿,几个宪兵闯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审问老汉：“犯人到哪儿去了?”老汉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不知道.”宪兵气急败坏,大声威吓道：“如果搜出来,同罪啊!”老汉毫不含糊地表示说：“同罪就同罪!”宪兵又转过脸来问躺在床上的姑娘：“你这儿藏着什么人?”姑娘也很坚强,平静地回答说：“没藏什么人.”宪兵大概已经看出了问题,有意威胁她说：“如果搜出来,你也与他同罪啊!”姑娘也跟她父亲一样地表示：“同罪就同罪!”
这时我看藏不住了,不能牵连老百姓,便立即从被窝里翻身下床,并对宪兵们说：“是我自已藏进去的,与他们无关. ”接着,我就被宪兵押着走了.到了学校的大客厅门口时,押我的宪兵很高兴地对着他们的同伙说：“第一名抓到了!走吧!”这时我往客厅里一看,原来已有四、五十个同学被捉住了（后来据说捕人的黑名单上有七、八十名,那次被抓住了四十多名）,拴在一根长绳子上.这时天已大亮,他们也不再继续搜捕了,就把我们押上在校门口停着的大囚车,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我买了一包糕点,去看望那位令人钦佩的老人.但后来不少同学对我开玩笑,说我看望“未来的老丈人”去了.因此,以后我就一直不好意思再去了.
解放后,我还挂念着这位老人.一九五○年春,我去北京时,跑到老人的旧址探访.新住户们告诉我说,老汉已去世了,他的姑娘回老家东北了,什么地点不清楚.他们讲,老汉生前,每年夏天在院里纳凉时,总向大家叙述这个故事,夸奖这个学生.
这使我更加缅怀这位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