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说过,马克思是“最后一个构筑大体系的学者”.确实如此,马克思的思想,包罗万象,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和精湛.
二十世纪以来,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一是高度分化,建立起各个分门别类的专业体系,二是一种“分析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倾向,因而没有再出现过像马克思、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那样“构筑大体系的学者”了.
不过,马克思虽然著作极丰,但其中属于马克思本人的创造,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时说的那样,只有两条：一是“历史唯物论”,二是“剩余价值理论”.从学术角度看,这两个思想创造的真理性,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陈云同志说过,他赞成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高度概括.
这两条中,“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似乎更能得到大家普遍认可,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历史唯物论”就是认识与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对于像历史这样复杂的对象、真理或者说“事物的本质”,往往是多侧面的.一种理论,即使是正确的,也未必能穷尽对历史这种复杂的客观事物的研究.
至于《马恩全集》的宏篇巨制中论述的内容,许多是马克思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思想,比如：“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已经有的,源于英国；“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之前就有的,源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欧洲和中国古代哲学家,都不乏其人；“辩证法”,源于德国,主要是黑格尔；……这些,都不能简单地加到马克思主义头上,如果硬要算,只能说是马克思学习前人知识的“作业”.我认为,马克思也是人,而不是上帝,他的思想,并不能穷尽宇宙的真理,而且他的话,同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我国著名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主要是指“剩余价值理论”.孙中山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这句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倘若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病理学”,那自然还会有“生理学”、“解剖学”、“诊断学”、“治疗学”、“药物学”……等等,所以,就像医学院的学生不能只学一门“病理学”一样,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即使完全正确,也不是唯一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十分流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如今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错了,那时喊得震天响的“造反有理”自然也错了.不过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人废言,这一条“毛主席语录”还是有点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确实是“千头万绪”,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庞大体系、其价值目标取向,却是指向革命的.因此,我们也历来将马克思主义称为“革命理论”.
我们的党已经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变为一个执政的党,党的工作,实际上也不是过去革命时代那些事了,而是在执掌政权,要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执政为民”.虽然我们的党和政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延续了革命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但是自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已经开始实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的党要由革命理论向执政理论转变.
中国有句古语：“逆取之,顺守之”,也就是“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意思吧,这也就是说,革命的理论和执政的理论,是有所区别的.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在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也要“与时俱进”.
身处巨大变革的时代,正是人文社会学科大有作为的时代,我们的学者,应当珍惜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时俱进”对我们这些“读书人”的要求,自然是知识.这当然是指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各方面的知识,但主要是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掌握的许多过去我们不熟悉的新的知识.而我们获得和掌握这些新的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因为同事事都要“直接经验”相比,这是捷径,起码对我们这些“读书人”来说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十分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在《实践论》中也说过这样的话：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我们提供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空前优越的国际环境,不仅对国家发展经济是这样,对我们向世界学习来说尤其是这样.这些虽然是“古人外人直接经验”,但符合“科学抽象”因而是“可靠的知识”,真是太多了,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好好读书,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尽管真正把这些知识用好是另外一回事,“教条主义”的态度是不好的,但“知之”毕竟比“不知”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