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阶层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从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阶层“士”,而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作为武士之后又作为国士（国中战斗之士）,充当统治者的精兵.然而,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国士与国君的固定关系发生了动摇,形成了“邦无定交”“士之失位”的局面.于是国士可以自由流动,成为游侠的主要成员.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备.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此时所谓的侠,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过,细按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游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
旧称急人之难、出言必信、锄强扶弱的豪侠之士.《史记·游侠列传》：“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唐 元稹 《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清 许秋垞 《闻见异词·侠客》：“有一侠客,神剑术.” 郑振铎 《论武侠小说》：“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见侠客并不是受雇者,不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任何一部门,他们身手不凡,来去无踪,却从来没有企图用武力控制或者协助控制当时的社会.侠客遵循的不是儒学思想中的“忠”,而是“仁”,这种差别单是从三者所用的武器上便可略窥一二.骑士用长矛,攻击半径大,将自己包围在一个大圆中,以自我为中心；武士用太刀,刃锋利无比,刀身刚硬不可摧,一刀杀一人,刀一出鞘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侠客用剑,刚中带柔,舞时游刃有余,往往点到即止,处处留三分余地：“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智化也说：“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做游侠.这大约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者,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至于有任侠作风的豪暴之徒,靠“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不属于侠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