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如果说旧氏族贵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债奴制使雅典小农、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下的话,那么,工商奴隶主则竭力要求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独立存在,这样,才能保持对外出口的货源和国内的消费市场.于是,工商奴隶主和自由小农、手工业者可以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树起政治联盟的大旗.结果,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乙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这些人是拥护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王室和贵族都拥有规模巨大的农庄和手工作坊,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这是形成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见闻广博的梭伦或许总结过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对贫民、对土地贵族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这就使妥协能成为现实.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总的来说,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时,我们应看到当时雅典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复杂的综合作用.这些条件相互间紧密联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雅典社会不同于古代东方文明国家的那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命题简单化.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讨iiR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 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其民主制度的表现常见的是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也体现在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关上.通常实行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