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为什么要杀蒋介石?
要有历史事件为依据.
以张学良的角度
要有历史事件为依据.
以张学良的角度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因为他反共 不抵抗日本侵略 稍微有点爱国情节的人都会想杀他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二、不抵抗主义谁之过?
面对日寇的入侵,东北地方当局实行了不抵抗主义.这种做法立即受到国人的指责和痛骂,张学良也因此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于是,在许多历史著作中,蒋决策不抵抗,张忠实执行便成了定论.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者们都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考察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踪,就可以发现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1931年9月18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当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236页）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8时左右蒋在南昌给张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78页）.可见蒋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初步消息,蒋急于了解详情,所以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而所谓蒋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的说法,在当时通讯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从事变发生至沈阳沦陷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两地间能往返几十封电报,则无异是天方夜谭.
张学良也在生前提供了关于不抵抗决策的珍贵史料.经历50多年漫长的幽禁生涯后,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访谈中他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坦承：“（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日】臼井胜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第72页）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才决定不抵抗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页）张的回忆得到现有史料的印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与蒋的往返电报中多次提到他和东北军对日军的进攻“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从未提及这种做法是遵奉蒋的命令.
三、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
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仇视.在接掌东北大权后,他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东北的建设中,张把重点放在铁路、港口建设上,积极改善军队装备,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实力.尽管张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东北军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远东红军,张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签署“伯力议定书”,放弃对中东路主权的收回计划.深感失败屈辱的张认定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正面对抗,正如他在晚年回忆中所说“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页）,因此在对日交涉中张一直保持低调.1930年下半年,张学良卷入关内新军阀的混战,9月18日,他发布“巧电”,入关助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胜利后张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也拿下河北和察哈尔等省地盘,北方事务蒋委托张相机处理.张一时之间颇为踌躇满志,但前后十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诿,以留后路”.张却不以为然.2月底,他把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会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谈判以不欢而散告终.同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辽宁抚顺、山东烟台越界采煤,日产三万吨,却照三千吨报税.而主管华北、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对此却一无所知.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卷入纠纷,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百姓.日方还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情绪,制造了多起排华惨案.围绕万宝山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未了,又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间,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潜入兴安岭索伦屯垦区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东北军下属之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发现并予以逮捕,搜获大量其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团长关玉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出席会议的军官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处死.6月26日零时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处决.其尸体和所携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在审讯中村时,中村佩戴的手表被屯垦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拿走.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最后为日方所获,导致消息走露.处理完毕后,关玉衡将所获物证送往北平并报告了处死中村等人的情况,张学良认为问题不大,嘱关“灭迹保密”.7月中旬,关东军特务机关寻获中村之手表,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决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为侵略制造口实.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空气高涨,形势十分险恶,被张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感觉情况不妙,“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412页）,为此他先写信给张学良,后又专门赴平劝张关注日本关东军之动向,防止突发事件.但张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首先判断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决策,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
四、蒋介石默认不抵抗主义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9月21日蒋返回南京后,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81页）会议决定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在第二天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一再声明“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共同抗日,谈何容易.
虽然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蒋仍坚持一步不让,他在9月22日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3日,蒋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在中方的积极争取下,国联在9、10、12月三次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兵.虽然获得国联的“公平裁决”,但是日本方面寻找种种借口拒不撤军.并继续扩大侵略范围,至11月下旬,已进占东北大部分地区.依靠国联裁决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国内的宁粤之争又难见缓和（粤方坚持蒋下台为和解条件）,内外交困的蒋亦只有去职一途.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二、不抵抗主义谁之过?
面对日寇的入侵,东北地方当局实行了不抵抗主义.这种做法立即受到国人的指责和痛骂,张学良也因此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于是,在许多历史著作中,蒋决策不抵抗,张忠实执行便成了定论.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者们都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考察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踪,就可以发现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1931年9月18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当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236页）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8时左右蒋在南昌给张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78页）.可见蒋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初步消息,蒋急于了解详情,所以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而所谓蒋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的说法,在当时通讯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从事变发生至沈阳沦陷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两地间能往返几十封电报,则无异是天方夜谭.
张学良也在生前提供了关于不抵抗决策的珍贵史料.经历50多年漫长的幽禁生涯后,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访谈中他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坦承：“（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日】臼井胜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第72页）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才决定不抵抗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页）张的回忆得到现有史料的印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与蒋的往返电报中多次提到他和东北军对日军的进攻“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从未提及这种做法是遵奉蒋的命令.
三、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
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仇视.在接掌东北大权后,他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东北的建设中,张把重点放在铁路、港口建设上,积极改善军队装备,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实力.尽管张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东北军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远东红军,张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签署“伯力议定书”,放弃对中东路主权的收回计划.深感失败屈辱的张认定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正面对抗,正如他在晚年回忆中所说“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页）,因此在对日交涉中张一直保持低调.1930年下半年,张学良卷入关内新军阀的混战,9月18日,他发布“巧电”,入关助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胜利后张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也拿下河北和察哈尔等省地盘,北方事务蒋委托张相机处理.张一时之间颇为踌躇满志,但前后十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诿,以留后路”.张却不以为然.2月底,他把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会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谈判以不欢而散告终.同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辽宁抚顺、山东烟台越界采煤,日产三万吨,却照三千吨报税.而主管华北、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对此却一无所知.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卷入纠纷,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百姓.日方还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情绪,制造了多起排华惨案.围绕万宝山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未了,又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间,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潜入兴安岭索伦屯垦区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东北军下属之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发现并予以逮捕,搜获大量其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团长关玉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出席会议的军官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处死.6月26日零时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处决.其尸体和所携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在审讯中村时,中村佩戴的手表被屯垦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拿走.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最后为日方所获,导致消息走露.处理完毕后,关玉衡将所获物证送往北平并报告了处死中村等人的情况,张学良认为问题不大,嘱关“灭迹保密”.7月中旬,关东军特务机关寻获中村之手表,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决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为侵略制造口实.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空气高涨,形势十分险恶,被张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感觉情况不妙,“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412页）,为此他先写信给张学良,后又专门赴平劝张关注日本关东军之动向,防止突发事件.但张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首先判断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决策,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
四、蒋介石默认不抵抗主义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9月21日蒋返回南京后,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81页）会议决定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在第二天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一再声明“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共同抗日,谈何容易.
虽然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蒋仍坚持一步不让,他在9月22日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3日,蒋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在中方的积极争取下,国联在9、10、12月三次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兵.虽然获得国联的“公平裁决”,但是日本方面寻找种种借口拒不撤军.并继续扩大侵略范围,至11月下旬,已进占东北大部分地区.依靠国联裁决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国内的宁粤之争又难见缓和（粤方坚持蒋下台为和解条件）,内外交困的蒋亦只有去职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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