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半部《论语》,人的能力就会高强,就能治理国家.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元·高文秀《遇上皇》三折：“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严复《救亡决论》：“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
《论语》是中国人的“圣书”.西汉司马迁曾作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眼里的孔子是“布衣”,他认为,孔子有道德学问在,所以“传十余世”,而天下君主者流,“当时则荣,没者已焉”,远不及布衣孔子,足可以万古流芳,成为圣人.司马迁的话让我想起何满子的有关论述,他说：“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耀奕世.”（《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序》）司马迁讲的是中国,何满子说的是外国,看来,中外都是一样的.一个古人,一个今人,他们都有大无畏的气概,不仅“粪土当年万户侯”,甚至粪土历朝历代的皇帝老儿了.
不过,我以为司马迁之后,作为布衣的孔子就已经死了.两千多年来,孔子成了“圣人”,被供进了“圣人殿”,与圣人地位相适应,汉代以来,《论语》即是人们的必读之书.南宋朱熹将《论语》收入《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论语》被定为科举用书.在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修身治国的宝训.
汉以后的孔子及其《论语》只是封建教化的工具,与布衣孔子有什么关系!从总体上看,《论语》乃道德书而不是政治智慧方面的书,不是谋略书,怎么治天下?《论语》中有很多伦理说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字里行间,就是一个“德”字——封建道德的“德”.治天下只要一个“德”字吗?我不相信雷锋等英烈、劳模,他们多有高尚的品德,但难成治国安邦之材.以德治国,结果是天下大乱,道德沦丧,为什么呢?如果碰上一个所谓有“德”的统治者,天下可以苟安于一时.如果无“德”,定有奸贼乱政,结果是民不聊生,于是造反,于是天下大乱,于是又抬出《论语》,恢复道德继续治国……如此循环往复,未有了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统治者大多是从历朝历代的史迹里寻找政治智慧的,是从《三国演义》这类书中寻找智慧的.我想,皇帝老儿爱看的是历朝历代的治乱之书,权术之书,而未必常读《论语》.《论语》是宣传手册,是让下属和老百姓看的.这也是统治权术的一部分.
假设说《论语》是一种与治国有关的知识,掌握了这种知识的人,就一定能用这知识来治国安邦吗?这就牵涉到具有某种知识和具有某种能力的问题.严复徒作大言,“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可是,他的维新运动,有什么进展!从根本上说,他还只是个懂政治知识的书生.从现在的情况看,懂治国知识的人多如牛毛,而真能从事治国或当领导的人并不太多.知识与人的综合素质的分离,这不是什么鲜见的现象.一个领导者,抱半部《论语》就能管好一个国家,一个省,或者一个部门,那是很可笑的.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但比具备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要有足够的历练,足够的磨难,足够的韧性,他的心生冷如铁,却又热烈似火,他有坚韧,会坚守,同时有悲悯,懂伸缩……关在屋里,读一百遍《论语》不足以铸就一个钢铁斗士,甚至我敢这么说,一百部《论语》不足以治天下.
当然,也许人们要说,此话只是极言《论语》的重要,并非真的只读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国安邦了.是的,《论语》固然重要,但朱熹以后唯此独尊,客观上抑制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思想学术,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下,《论语》本身已不具备思想价值和科学意义,它成了专制统治的工具.这里有一个不太妥贴的类比,如果萨达姆思想是伊拉克众多思想之一种,那它当然有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而如果只有萨达姆的思想才是伊拉克人必须遵循的思想的话,所谓萨达姆思想就成了教化、宣传甚至是欺骗的工具了,是专制机器的油漆,是谎言的化妆品,是丑恶的美好牌包装袋,那么,不论其本身有无可取之处,它首先成了多元社会应该将其否认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