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见头一面时,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阑尾,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我发现,在家里他很严肃,并不和孩子们随便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动作.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们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完全不放在心上,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画画有兴趣,对刻图章有兴趣,对收集邮票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知道我上五年级时被选为小学学生会主席时禁不住大笑起来,以为是件很可乐的事情,而且还是那句评语：这个傻小子荦腋盏剿拇ㄊ保水土不服,身体很糟,偶尔和小朋友们一起踢一次皮球,他就显得很兴奋,自己站在草场边上看,还抿着嘴笑,表示他很高兴.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由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20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听他的朋友说,在国外他很想念自己的三个孩子,可是他从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他倒是常给朋友们的孩子,譬如冰心先生的孩子们写过不少有趣的信.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是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开会,都要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牎敝钡轿矣煽诖中掏出车票,知道准有车票,放得也是地方,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煛蔽宜担骸耙桓.”他说：“不成,要两根牎备陕镆两根熕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犂矗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问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男人之间的爱,父爱、深厚的父爱表达得竟是如此奇特牳盖姿篮螅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