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过一段允许公民自由迁徙的阶段.但出于政府管理和尽快恢复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开始实行城乡二元制户籍管理体制.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在二元制户籍管理体制下,农村人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和城市人口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在入学、就业、置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当初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是否合理,现在大可不必再去讨论.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传统的二元制的户籍管理体制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合理性.
作为证明某一自然人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户籍,其本义本不应该有太多的其他内容.和合法的身份一样,公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等各种基本权利,应当和户籍并行而非户籍的附庸.
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进入城市,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有固定收入和固定住处,每月按时纳税,城市离不开他们.然而却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因此无法享受到城市提供给市民的福利,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长此以往,将影响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些大城市前几年开始有条件地开放城市户口,具有一定学历或者在城市有一定数量投资的外来人口,可以拥有一张大城市户口.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从本来意义上说,户籍不应该是招徕人才的法宝,或者说是一种“待遇”；而且,这种半开放式的户籍流动,由于其审批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更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近来,我国的第二代身份证已经正式在一些城市推广.这一IC卡式的身份证在技术层面上完全能够涵盖公民的社会保障、婚姻状况等一系列身份证明.一旦公民拥有一个永远属于自己的唯一的社会保障号码,他们将不再受到户籍带来的地域和出身限制,可以自由流动.这也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福音.
实践表明,彻底取消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让户籍回归本义的时机已接近成熟,在这一点上,大城市中,南京市带了个好头,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符合时代的要求.比较之下,那些作为不大的地方,是否应该研究一下南京市和其他做得好的城市的经验,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如果说有困难,也应该将实情告知公众,并开出一张改革的时间表,以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