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两次参选“总统”失利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即将退出政治前台之前,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在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先行登陆试探政治水温之后,决定率团参访大陆.这是中国国民党离开大陆56年之后,第一次以党的名义,由党的高层组团返回他主观认知的“故国家园”.
国共两党领导人上一次的握手延续了8年,结束已是近60年前的事了. 1945年.山城
重庆.著名的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毛泽东和蒋介石握手,举杯为光复之后中国的前途命运祈福；之后的三四年间,大陆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以及两百多万军民,进行了一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迁徙.这次大迁徙,标志着国民党已永远失去了在大陆的执政权力.
2005年.清明谷雨四月天.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先后登陆,似乎是一次类似鲑鱼逆水溯源的政治回游.
无论是在此之前造访过大陆的郝柏村、蒋仲苓、吴伯雄、江丙坤,还是连战、宋楚瑜,几乎都有拜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中山陵、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的行程安排.
对于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国民党高层,在访问大陆期间一定要有拜谒活动,北京一位高层领导人感到好奇,曾当面询问首位赴访大陆的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吴伯雄慨然告知,这是要告诉世人,从1894年兴中会算起,国民党已经存在一百年了.
一百年,弹指一挥间.
1949年之后的中国,出现了两个政权“隔峡分治”的政治分裂格局.蒋氏父子多次信誓旦旦表示,有朝一日将反攻大陆,光复失土,但这也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在他们离开大陆的那一刻起,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一片故土,甚至在死后,蒋氏父子的灵柩,最终也选择在台湾的台北五指山“入土为安”.两蒋之后的国民党,在继任者李登辉“忍辱负重,处心积虑”谋划之下,终止了内战勘乱时期,劝退了代表“法统”延续的资深“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修改了“宪法”,告别了军事戒严威权体制,加速了更多的政治民主化和政权本土化、国民党台湾化的进程,台湾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另一次具有本质性意义的变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迁变,中国国民党已经蜕变为一个带有更多区域性意义和内涵的政治势力.另一个结果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再一次失去了执政权力.还有一个不忍卒睹的结果是,在李登辉的操弄之下,固若金汤的国民党已经“一分为三”.亲民党的自立门户,新党的互别苗头,国民党的进一步本土化、在地化,执政能力大幅度削弱,失去了多数民众原本残存的信任感,这一个被视为是“百年老店”,以及亚洲地区最古老的政党,终于在他迈过110年之际,面临又一次生死存亡,何去何从的严峻考验.
两岸关系互动历史发展的路轨,在2005年4月找到了新的拐点.已经两次失去执政权力的中国国民党,或许因为即将卸任主席职务的连战毅然决然访问大陆,获得了一次绝处逢生的契机.但连战之后的国民党究竟能不能再度焕发生机,目前开始进入白热化状态的国民党主席之争,以及两位国民党副主席王金平、马英九之间的竞逐结果,或将是国民党前途命运走向的另一个十字路口.
回顾一下历史,似乎是必要的.
1950年.国民党转进台湾喘息未定,蒋介石决定进行一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尝试,这就是国民党的第一次政治改造.抗战之后,内战期间的国民党,曾经拥有超过280万的党员,但是在转进入台之初,只有不到8万名国民党员参加政治改造的党员登记.第一次政治改造的结果是,国民党认真总结了失去大陆政权的教训,实现了新的权力结构改组,采取了空前严厉的白色恐怖手段,清除了政治异己,削弱和剥夺了大陆各地军阀最后的军事权力,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扩大了自耕农和台湾本土地主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的政权认同,逐步在台湾站稳了脚跟.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突破.海外和台湾保钓运动,刺激了台湾社会政治革新的呼声,蒋氏父子权力交接进程加速,蒋经国在台湾推动和主导了政治革新运动,进一步启动和鼓励了台湾政权本土化,国民党台湾化的进程,吸纳了大批本省籍以及大陆籍的政治精英,经济上推行了十大建设运动,为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确保蒋经国接班过程顺畅的政治革新运动,被视为是国民党迁台之后第二次政治改造或者政治革新运动.
1988年之后,李登辉也主张和主导过所谓的党务革新,但那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政治游戏,地方派系和黑金政治,迅速渗透了国民党老大自尊的政治肌体,它不仅无法适应台湾政治民主化日新月异的步伐,和多数民意进一步挣脱威权体制的羁绊、释放更多当家做主的迫切需求严重脱节,而李登辉充分借助和利用党主席的身份地位,引进本土财团和地方派系势力,台湾民众逐渐对国民党失去了耐心和期待,在2000年的早春三月,他们用手中的选票作出了台湾当代政治发展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的选择.
有人说,此时此刻的连战登陆,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当然也不能排除连战内心深处使命感的迸发,于是对所谓第三次国共握手的冀望,成了另一个充满期待值的政治命题.
正如台湾媒体一个新闻标题所言,度尽劫波政权不在 ,相逢一笑恩仇待解.一语道破“第三次握手”命题的吊诡.
继续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对这个命题的准确理解.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特点是：国民党是执政党,同时在合作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共同面对的是抵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蚕食和鲸吞,第二次国共合作更以共同抵御日本侵华战争,挽中华民族危亡于既倒为主要内涵.
事过境迁,今时今日,国民党不再是台湾的执政党,也不再是多数读者印象和概念中的国民党,它在台湾剩余的政治影响力,只是靠“立法院”中,国民党籍立委的投票权来维持和得以体现.
连战领导的,甚至是马英九和王金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和56年前的国民党已经完全两回事,和失去执政地位的国民党也不能同日而语,它是一个已经彻底本土化、台湾化的区域性政治在野势力,希望为化解两岸政治僵局,改善两岸关系,为自己维持和拓展政治发展生存空间而努力挣扎求存的国民党.
在多元化的台湾政党政治氛围里,在地化、本土化以及台湾化的国民党,其自身的政治改革成效,更多时候的意义,并不在于所谓第三次握手的成败,或者是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终结和重新链接,如果一定要给国共两党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握手,下一个定义的话,或许可以理解为大陆和台湾某个政治势力联手遏止“台独”的一个新的开始.
对于已经在台湾扎根的中国国民党,这一次历史性的登陆,或许印证了古罗马的一句谚语：
绕道最远,归途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