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如何借鉴欧盟一体化所取得的成绩,在应对亚洲各国的合作浪潮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作为是一个独特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有超越国家的特征.这就使得法律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化,各国的法律逐步趋同,或者是各国法律之间不断加强的深度协调化,或者是几者的多元的综合,首先在欧洲成为可能.它首先借助于欧盟内部统一体的力量,通过区域化立法的形式扩张.同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通过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形式得以体现,而当欧盟法律与全球法律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欧盟法律又极力推行其法律制度,在多边贸易体制务实的劣性中得以实现.欧盟法律进行统一的计划性、法制化调节,对中国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尤其是法律对经济发展的保护功能和高度的能动性,对中国建立排它性的济济保护秩序具有借鉴意义.
　　1.良好的一体化示范效应
　　欧洲一体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扩大和深化发展,它根本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景观,使西欧成为了民主、繁荣与稳定的区域,欧盟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已经实现一体化的功能性领域或部门所取得的成绩会对其他领域产生示范的效应,使它们也想通过这样的道路来实现利益上更大程度的满足.”（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17）正是这种示范效应,导致欧洲一体化实现了五次地理性溢出.第五次也是迄今最大规模的扩大更是出自欧盟的“魅力”.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纷纷申请入盟,“与成功者同在”成了它们的主要入盟动机.扩大后的欧盟能否很好地发挥正向的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欧盟的示范作用.毕竟“溢出的运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任何一步一体化的支持都是目标和期望聚合的结果.这些通常是互相竞争的目标会引发互相竞争的活动和需求,而这构成了导致进一步一体化的进一步聚合的基础.”（注：Leon N.Lindberg.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10）
　　2.共同的欧洲文化认同
　　“欧洲”除了作为一种地理存在之外,在绝大多数时候是“认同”概念的缩略语.虽然这种认同的界定千差万别,但其核心始终包括共同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化,以及共同的生活空间.欧洲各国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培育了共同的欧洲文化认同.而共同的文化认同作为强大的内在动力,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说“欧洲文化认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第二特征,没有欧洲文化认同,没有具有欧洲意识的欧洲公民,欧洲政治的共同发展和政治联盟将几乎不能付诸实现.”（注：王志强,戴启秀.欧盟东扩的文化基础及其战略意义.德国研究,2003(2)）
　　五次扩大都有一条看不见的潜在的文化底线在发挥作用,其地理性溢出的范围始终是共同文化圈内的溢出.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说：“扩大无论如何是植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注：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5/8070/764171.html）欧洲一体化深化的进程更不能缺失文化认同基础,否则就很难实现正向的体系内溢出.透过复杂的现实和各国间的差异,欧洲已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欧洲意识、文化欧洲已显现.它们除了具有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传统的历史底蕴外,还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科学思想、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等等.这为欧盟扩大与深化溢出效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性
　　国家利益是现代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和基本出发点.“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330）.全球化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使得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而把国家利益放到全球化背景和更广阔的空间来认识.毫无疑问,依托欧洲联合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欧洲各国积极推进一体化的最根本的原动力.扩大后欧盟溢出效应的发挥更离不开这不竭的强大动力.因为溢出发生的一个假设前提就是横向联系的密切性、不可阻隔性（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17）,由此导致利益相关性.
　　4.政府的有效控制
　　20世纪除60年代后期和70代初期,欧洲一体化遭遇一些挫折,发展停滞不前外,一体化一直被控制在收益正向的方面,还没有出现过“返溢”(spill-back)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溢出效应的有效控制.因为溢出并不是一体化进程的全部,它只是为进一步的一体化提供了条件与压力.在这种条件与压力下,进一步的一体化成为各成员国政府（或希望加入一体化的政府）的政策选择.这样,政府就成了溢出效应能否正向发挥的关键.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政府间主义的一些观点,以进一步理清政府在一体化溢出中的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继承了大量现实主义传统的政府间主义作为新功能主义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理论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斯坦利·霍夫曼、罗伯特·基欧汉.该理论认为国家利益决定一体化进程的范围和深度,各国政府保持着对一体化进程及相关机构的控制.在政府间主义看来,一体化绝不是经由学习和溢出效应而开始的自然生长过程,而是政府的理性行为和政治决策的结果.联系一体化的长期实践,可以看出政府间主义有其合理的因子.在这里汲取其合理养料,联系一体化的实际,可作如下结论：一体化的溢出既不是新功能主义所认为的是一种自主性力量,也不是政府间主义所认为的是纯粹政府间行为.一体化的溢出效应很好地糅合了两种理论,体现了溢出自身逻辑和政府有效控制的双重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