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仍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也是这个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术“扶清灭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围攻使馆,主动向列强宣战,把敢于非议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斩首,闯下八国联军入侵、首都再次被占、赔付巨款、几乎亡国的大祸.后面这个慈禧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杀戮志士.
两个慈禧都是真实的.老佛爷为何有副阴阳脸?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
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与稗官野史的描绘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官僚家庭,养尊处优,入宫后也一帆风顺（徐彻：《慈禧大传》,29页,辽沈书社1994年）,虽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初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但通过学习臣子为其编写的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治平宝鉴》,学习书画,阅读小说、听说书和看戏,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奋勇给贴身女官补习中国文化了.无论在经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士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在她身边还有一大批大臣和亲贵具体参与决策和施政,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官僚.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形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
症结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享受不惜牺牲海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她也干了几件贻误国家的大事：一是挑选幼儿做皇帝,二是既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又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权力,并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墨,只要忠诚恭顺就行.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权在握,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
慈禧不是安份守己之辈,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她会点头批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可是,就个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进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在她那个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
从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但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长约7英里的用于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而且“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121页,中华书局1963年）——最初也确实是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铁路史上令中国人脸红的又一记录.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发现官办企业不在市场上求生存,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一再建议走西方的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私商去经营.这个建议如被接受,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不幸却被束之高阁.
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都痛切地指斥过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用.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在应诏陈言中谈到士人“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把科举考试改为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询刑名钱稻以觇其长于吏治；六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八试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学,以视其能否不致辱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这个建议既照顾了科举考试的原有基础,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改进,一旦采纳,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慈禧对这个奏章却无动于衷.智慧之光一闪而过,愚昧的头脑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见盛宣怀的记录：“上(慈禧)问：何谓学堂?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盛宣怀：《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对自记》,《盛宣怀未刊信稿》,279页,中华书局1960年.）1895、1897年盛宣怀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两件事都曾奏请朝廷批准,也就是说得过慈禧认可的,这次召见时在1899年10月6日,政变已一年多,这一年全国已有中国人自办的学堂175所,遍布全国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时此境老佛爷居然不知道“何谓学堂”,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
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慈禧颇为果敢机敏.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随着潮流摇摆,没有主动驾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风流天子”著称的丈夫(咸丰帝)和儿子(同治帝)更厉害.可是她生不逢时,大转变的年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她的愚昧贻误了民族生机.她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专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使她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付出的代价.
参考资料：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