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在哲学意义上什么叫做实现论?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注释】
[15]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创始人是弗·魁奈.该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它把对财富和剩余劳动源泉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探讨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和分配的规律.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表现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尝试.但是重农学派不理解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而提出所谓“纯产品”的学说,认为工业只能改变原有物质财富的形式,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多余产品（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且认为“纯产品”乃是自然的恩赐.——61.
[16]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64.
[17]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7、18卷）.——67.
[18]别尔托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笔名.这里说的著名著作是指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1895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里提到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也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67.
[19]列宁指的是他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75.
再论实现论问题
（1899年3月上半月）
《科学评论》杂志今年（1899年）1月号上,刊载了我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在我这篇文章后面是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司徒卢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驳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和伊林的理论”的（他的文章第63页）,并且说明了他本人对马克思的实现论的看法.
在我看来,司徒卢威同上述作者进行论战,与其说是由于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论的内容.第一,司徒卢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混为一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因此生产和消费应当适应；而马克思则通过分析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怎样进行的,也就是说,产品是怎样实现的[注：见我的《评论集》第17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2—123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是司徒卢威与之进行论战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作者,不仅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他们都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注：同上,第20、27、24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133—134、129—131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第二,司徒卢威把抽象实现论（他的论敌正是评述了这一理论）同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这和有的人把抽象的地租论同某个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条件混为一谈是一样的.从司徒卢威的这两个基本的谬误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为了弄清这些误解,必须对他的文章的某些论点加以分析.
1.我认为在叙述实现论时,必须特别谈到亚当·斯密,司徒卢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写道,如果追溯到亚当,那么应当谈的就不是斯密,而是重农学派[15].不,这是不对的.亚当·斯密并不是只限于承认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真理（重农学派也知道这个真理）,他还提出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产品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如何按价值[注：顺便提一下,在《科学评论》上我那篇文章中,“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一术语都被改为“价值”（“ценность”）了.这不是我改的,而是编辑部改的.我觉得用这个术语或那个术语的问题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一直都是用“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个术语.]得到补偿（得到实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在重农学派的学说（如魁奈的《经济表》）中,有些原理“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注：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第3版.马克思所写的一章第27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1页.——编者注）.],承认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重农学派倒退了一步（《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2页脚注32）[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页脚注（32）.——编者注],但是,他在概述实现问题的历史时,对于重农学派只用了那么一页半的篇幅（《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50—351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399页.——编者注],而对于亚当·斯密却用了30多页的篇幅（同上,第351—383页）[注：同上,第399—434页.——编者注],详细分析了后来整个政治经济学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基本错误.可见,之所以必须谈到亚当·斯密,正是为了要说明一切重复斯密错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实现论.
2.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书中完全公正地说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混为一谈,而马克思则确定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司徒卢威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出于误解.我看恰恰相反,误解的并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而是司徒卢威.事实上,司徒卢威是怎样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呢?驳得非常奇怪,他用重复布尔加柯夫的论点来反驳布尔加柯夫.司徒卢威说：不能认为马克思是关于产品可能在本社会内部实现的实现论的拥护者,因为马克思“严格区分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第48页）.但是要知道,这正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说的啊!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是重复了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这一真理.因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正确,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争论是“空洞的、经院式的辩论”,因为争论的双方都把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混为一谈,双方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
3.司徒卢威毫无根据地把实现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这是不确切的,而且必然会引起误解.实现论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如何进行的抽象[注：见《科学评论》上我的那篇文章第37页（见本卷第40—41页.——编者注）.]理论.这个抽象理论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要把对外贸易即国外市场抽象出去.但是,实现论把对外贸易抽象出去,决不是说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存在过或者能够存在[注：同上,第38页（见本卷第41—42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5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第二,抽象的实现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在资本主义的各生产部门之间,产品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实现论这样假设决不是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总是按比例分配或者能够按比例分配[注：“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而且……不变资本的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实现的.”（《评论集》第27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页.——编者注））也许,司徒卢威会说,这段话这样说,另外几段话,例如第3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8页.——编者注）又说：“……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这不是矛盾吗?……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因为我们谈的是抽象的实现论（而民粹派搬出来的正是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理论）,所以必然得出实现是可能的这种结论.但是在叙述抽象理论时,必须指出实际的实现过程所固有的矛盾.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就是这点.].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实现论和价值论相比是完全正确的.价值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供求是平衡的,但是,价值论决没有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出现或者可能出现这种平衡.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规律一样,实现规律“只能通过不起作用而起作用”（司徒卢威的文章第56页引用的布尔加柯夫的话）.平均利润率的理论,实质上也是假设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司徒卢威并没有根据这一点就把这个理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
4.我认为马克思指责李嘉图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是公正的,司徒卢威不同意我的意见.司徒卢威写道：“马克思错了.”但是马克思从李嘉图的著作中直接引证过一段话.（《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8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2页.——编者注]司徒卢威无视这段话.马克思在下一页上引证了拉姆赛（Ramsay）的意见,拉姆赛正好也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我也指出了李嘉图著作中的另一段话,他在那里直截了当地说道：“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计件工资、利润和地租.”（这里错误地漏掉了不变资本.见《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第221页）司徒卢威对这段话也避而不谈.他只引证了李嘉图的一个脚注,这个脚注指出萨伊关于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说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阐明从实现论得出的结论时,所引证的正是李嘉图的这个脚注,并且就这个脚注写道：“此外,我们在以后”（显然是指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16]）“将会看到,李嘉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亚当·斯密对商品价格的错误分析,即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各种收入（Reve-nuen）的价值总和.李嘉图对这种分析的错误并不介意,并且在他自己进行分析时,认为只要把商品价值的不变部分‘抽象掉’,这种分析就是正确的.有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思想方法”（即斯密的思想方法.《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7页.俄译本第696页）[注：同上,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请读者来评一评,究竟马克思对还是司徒卢威对：马克思说李嘉图重复了斯密的错误[注：李嘉图同意斯密关于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见解,从这件事也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这种评价的正确性.李嘉图认为额外价值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见《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1—613页,第22章第2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5—648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9页脚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页.——编者注）.],司徒卢威说李嘉图“透彻地〈?〉了解社会总产品不限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李嘉图“无意地〈!〉把构成生产费用的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抽象掉”.透彻地了解但同时又无意地抽象掉,这是可能的吗?
5.司徒卢威不但没有驳倒马克思提出的李嘉图承袭了斯密的错误的这一论断,而且他本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重复了这个错误.司徒卢威写道：“真奇怪……竟认为把社会产品这样或那样地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就能够对实现的一般了解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实现过程中,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的确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而古典学派也把它们看作了收入.”（第48页）问题正在于不是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马克思所阐述的也正是斯密的这个错误,马克思指出,有一部分被实现的产品,从来不采取而且也不能采取收入的形式.这就是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这种不变资本是用来制造生产资料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例如,农业上需要的种子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采煤用的煤也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不从总产品中把只能作为资本、永远不能采取收入形式的那一部分划分出来,就不可能了解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注：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论总产品和总收入的区别.]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部分社会产品必然比其他各部分社会产品增长得快些.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
6.司徒卢威“完全不理解”马克思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为什么“对实现论是必要的”,以及我为什么“特别坚持”这种划分.
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单纯的误解.第一,司徒卢威自己也承认这种划分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所包括的是全部产品,而不仅是各种收入.另一个优点是,它把对实现过程的分析和对单个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了.实现论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如何进行的.既然如此,可变资本的作用应当与不变资本的作用根本不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工人的消费品,满足工人的日常消费.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生产资料,应当作为再进行生产的资本加以使用.因此,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分开,对实现论是绝对必要的.第二,司徒卢威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他在这里也是完全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实现论理解为产品按比例分配的理论了（着重参看第50—51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说一遍,这样去理解实现论的内容是不正确的.
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学的”范畴和“经济学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对这个理论作了一些一般性的批评.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说：第一,所有这一切与实现论问题毫不相干；第二,我认为司徒卢威的区分是不清楚的,也看不出这种区分有什么实际用处；第三,司徒卢威说：“毫无疑问,马克思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的理论的“社会学原理”同对市场现象的分析有什么“关系”,“《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所阐述的价值学说[注：价值学说原文为：учение о ценности.——编者注]无疑是有矛盾的”.[注：我准备把卡·考茨基对价值论的最新的阐述同司徒卢威上面的话作一个对照,考茨基说明并指出,平均利润率规律“没有消灭价值规律,而只是使它变了形”（《土地问题》第67—68页）.我们不妨提一下考茨基在他的这部名著的序言中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声明：“如果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发挥了新的、有益的思想,那么我首先应当感谢我的两位伟大的导师；我之所以极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甚至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也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我认为,这种怀疑论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引起争议的学说的本质,不如说是由于怀疑论者本身的特点.我得出这种结论,不仅是根据对怀疑论者的反对意见进行分析的结果,而且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我的……活动的初期,我完全不同情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抱着批判的和不相信的态度,就象现在那些高傲的、瞧不起我那种教条主义狂热的人一样.只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我才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无论是当时或者后来,每当我对某一原则性问题发生怀疑时,最后我总是确信：错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导师.由于对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使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每一次对问题作新的研究,每一次对自己的观点重新思考,都增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信念,巩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认识,而把传播和运用这个学说当作我毕生的任务.”]我认为他这种说法不仅是值得商榷的,甚至简直是错误的.司徒卢威的这些话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不是论证,而是命令.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蓄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批评[注：顺便谈一谈司徒卢威所如此迷恋的这个（未来的）“批评”.当然,任何思维健全的人一般地都不会反对批评.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却重复着自己的心爱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自然,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可能在这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问题,因此只能发表下述的意见.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17]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相反,那些不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我只须举出俄文书刊中别尔托夫先生的著名著作和德文书刊中的《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年斯图加特版）就够了.[18]]的先期成果.这种批评将起什么作用,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的,但是目前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对实现论问题没有起什么作用.
7.关于《资本论》第2卷第3篇马克思的公式的意义问题,司徒卢威说,通过各种最不相同的方法来划分社会产品,都可以很好地阐述抽象的实现论.这种令人吃惊的论断,完全是出于司徒卢威的基本误解,以为实现论可以用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老生常谈来“透彻地阐述”（?!）.只是由于这种误解,司徒卢威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这些〈被实现的〉商品在生产、分配以及其他方面的作用如何,它们是不是资本〈原文如此!〉,是什么资本,是不变资本还是可变资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质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第51页）商品是不是资本,对于马克思以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为内容的实现论来说竟无关紧要!这正如说,农村居民是不是分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对于地租论的实质来说无关紧要,因为这个理论归结起来只是指出不同地块的不同肥沃程度.只是由于同样的误解,司徒卢威才能断言：“可以使社会消费要素之间的实物的相互关系（物的社会交换）得到最清楚的说明”的,不是马克思对产品的划分,而是以下的划分：生产资料＋消费品＋剩余价值[注：剩余价值原文为：прибавочная ценность.——编者注]（价值应为：стоимость,第50页）.——物的社会交换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在以生产资料交换消费品上.既然把剩余价值从生产资料和从消费品中单独抽出来,怎么能够表现这种交换呢?要知道剩余价值不是体现在生产资料中,就是体现在消费品中!这种不合逻辑的划分（因为它把按照产品实物形式的划分同按照价值要素的划分混淆起来了）,使物的社会交换过程模糊起来,这难道不明显吗?[注：请读者注意：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产品的实物形式分为两个部类：（I）生产资料；（II）消费品.然后又把这两个部类的产品各按价值要素分为三部分：（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
8.司徒卢威说,我把萨伊和李嘉图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第52页）,——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理论（第51页）,即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从发展到最后灭亡的学说绝对矛盾的理论（第51—52页）,强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因此,我对马克思在第2卷和第3卷所强调指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的有限消费的矛盾所作的“十分公正的论断”,“就完全抛弃了”我“在其他场合所捍卫的那个……实现论”.
司徒卢威的这个论断,同样是不对的,同样是由于上述误解造成的.
[15]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创始人是弗·魁奈.该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它把对财富和剩余劳动源泉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探讨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和分配的规律.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表现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尝试.但是重农学派不理解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而提出所谓“纯产品”的学说,认为工业只能改变原有物质财富的形式,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多余产品（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且认为“纯产品”乃是自然的恩赐.——61.
[16]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64.
[17]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7、18卷）.——67.
[18]别尔托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笔名.这里说的著名著作是指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1895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里提到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也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67.
[19]列宁指的是他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75.
再论实现论问题
（1899年3月上半月）
《科学评论》杂志今年（1899年）1月号上,刊载了我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在我这篇文章后面是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司徒卢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驳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和伊林的理论”的（他的文章第63页）,并且说明了他本人对马克思的实现论的看法.
在我看来,司徒卢威同上述作者进行论战,与其说是由于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论的内容.第一,司徒卢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混为一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因此生产和消费应当适应；而马克思则通过分析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怎样进行的,也就是说,产品是怎样实现的[注：见我的《评论集》第17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2—123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是司徒卢威与之进行论战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作者,不仅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他们都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注：同上,第20、27、24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133—134、129—131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第二,司徒卢威把抽象实现论（他的论敌正是评述了这一理论）同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这和有的人把抽象的地租论同某个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条件混为一谈是一样的.从司徒卢威的这两个基本的谬误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为了弄清这些误解,必须对他的文章的某些论点加以分析.
1.我认为在叙述实现论时,必须特别谈到亚当·斯密,司徒卢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写道,如果追溯到亚当,那么应当谈的就不是斯密,而是重农学派[15].不,这是不对的.亚当·斯密并不是只限于承认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真理（重农学派也知道这个真理）,他还提出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产品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如何按价值[注：顺便提一下,在《科学评论》上我那篇文章中,“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一术语都被改为“价值”（“ценность”）了.这不是我改的,而是编辑部改的.我觉得用这个术语或那个术语的问题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一直都是用“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个术语.]得到补偿（得到实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在重农学派的学说（如魁奈的《经济表》）中,有些原理“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注：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第3版.马克思所写的一章第27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1页.——编者注）.],承认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重农学派倒退了一步（《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2页脚注32）[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页脚注（32）.——编者注],但是,他在概述实现问题的历史时,对于重农学派只用了那么一页半的篇幅（《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50—351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399页.——编者注],而对于亚当·斯密却用了30多页的篇幅（同上,第351—383页）[注：同上,第399—434页.——编者注],详细分析了后来整个政治经济学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基本错误.可见,之所以必须谈到亚当·斯密,正是为了要说明一切重复斯密错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实现论.
2.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书中完全公正地说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混为一谈,而马克思则确定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司徒卢威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出于误解.我看恰恰相反,误解的并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而是司徒卢威.事实上,司徒卢威是怎样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呢?驳得非常奇怪,他用重复布尔加柯夫的论点来反驳布尔加柯夫.司徒卢威说：不能认为马克思是关于产品可能在本社会内部实现的实现论的拥护者,因为马克思“严格区分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第48页）.但是要知道,这正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说的啊!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是重复了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这一真理.因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正确,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争论是“空洞的、经院式的辩论”,因为争论的双方都把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混为一谈,双方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
3.司徒卢威毫无根据地把实现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这是不确切的,而且必然会引起误解.实现论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如何进行的抽象[注：见《科学评论》上我的那篇文章第37页（见本卷第40—41页.——编者注）.]理论.这个抽象理论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要把对外贸易即国外市场抽象出去.但是,实现论把对外贸易抽象出去,决不是说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存在过或者能够存在[注：同上,第38页（见本卷第41—42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5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第二,抽象的实现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在资本主义的各生产部门之间,产品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实现论这样假设决不是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总是按比例分配或者能够按比例分配[注：“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而且……不变资本的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实现的.”（《评论集》第27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页.——编者注））也许,司徒卢威会说,这段话这样说,另外几段话,例如第3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8页.——编者注）又说：“……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这不是矛盾吗?……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因为我们谈的是抽象的实现论（而民粹派搬出来的正是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理论）,所以必然得出实现是可能的这种结论.但是在叙述抽象理论时,必须指出实际的实现过程所固有的矛盾.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就是这点.].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实现论和价值论相比是完全正确的.价值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供求是平衡的,但是,价值论决没有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出现或者可能出现这种平衡.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规律一样,实现规律“只能通过不起作用而起作用”（司徒卢威的文章第56页引用的布尔加柯夫的话）.平均利润率的理论,实质上也是假设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司徒卢威并没有根据这一点就把这个理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
4.我认为马克思指责李嘉图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是公正的,司徒卢威不同意我的意见.司徒卢威写道：“马克思错了.”但是马克思从李嘉图的著作中直接引证过一段话.（《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8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2页.——编者注]司徒卢威无视这段话.马克思在下一页上引证了拉姆赛（Ramsay）的意见,拉姆赛正好也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我也指出了李嘉图著作中的另一段话,他在那里直截了当地说道：“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计件工资、利润和地租.”（这里错误地漏掉了不变资本.见《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第221页）司徒卢威对这段话也避而不谈.他只引证了李嘉图的一个脚注,这个脚注指出萨伊关于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说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阐明从实现论得出的结论时,所引证的正是李嘉图的这个脚注,并且就这个脚注写道：“此外,我们在以后”（显然是指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16]）“将会看到,李嘉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亚当·斯密对商品价格的错误分析,即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各种收入（Reve-nuen）的价值总和.李嘉图对这种分析的错误并不介意,并且在他自己进行分析时,认为只要把商品价值的不变部分‘抽象掉’,这种分析就是正确的.有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思想方法”（即斯密的思想方法.《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7页.俄译本第696页）[注：同上,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请读者来评一评,究竟马克思对还是司徒卢威对：马克思说李嘉图重复了斯密的错误[注：李嘉图同意斯密关于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见解,从这件事也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这种评价的正确性.李嘉图认为额外价值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见《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1—613页,第22章第2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5—648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9页脚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页.——编者注）.],司徒卢威说李嘉图“透彻地〈?〉了解社会总产品不限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李嘉图“无意地〈!〉把构成生产费用的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抽象掉”.透彻地了解但同时又无意地抽象掉,这是可能的吗?
5.司徒卢威不但没有驳倒马克思提出的李嘉图承袭了斯密的错误的这一论断,而且他本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重复了这个错误.司徒卢威写道：“真奇怪……竟认为把社会产品这样或那样地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就能够对实现的一般了解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实现过程中,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的确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而古典学派也把它们看作了收入.”（第48页）问题正在于不是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马克思所阐述的也正是斯密的这个错误,马克思指出,有一部分被实现的产品,从来不采取而且也不能采取收入的形式.这就是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这种不变资本是用来制造生产资料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例如,农业上需要的种子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采煤用的煤也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不从总产品中把只能作为资本、永远不能采取收入形式的那一部分划分出来,就不可能了解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注：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论总产品和总收入的区别.]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部分社会产品必然比其他各部分社会产品增长得快些.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
6.司徒卢威“完全不理解”马克思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为什么“对实现论是必要的”,以及我为什么“特别坚持”这种划分.
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单纯的误解.第一,司徒卢威自己也承认这种划分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所包括的是全部产品,而不仅是各种收入.另一个优点是,它把对实现过程的分析和对单个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了.实现论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如何进行的.既然如此,可变资本的作用应当与不变资本的作用根本不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工人的消费品,满足工人的日常消费.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生产资料,应当作为再进行生产的资本加以使用.因此,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分开,对实现论是绝对必要的.第二,司徒卢威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他在这里也是完全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实现论理解为产品按比例分配的理论了（着重参看第50—51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说一遍,这样去理解实现论的内容是不正确的.
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学的”范畴和“经济学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对这个理论作了一些一般性的批评.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说：第一,所有这一切与实现论问题毫不相干；第二,我认为司徒卢威的区分是不清楚的,也看不出这种区分有什么实际用处；第三,司徒卢威说：“毫无疑问,马克思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的理论的“社会学原理”同对市场现象的分析有什么“关系”,“《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所阐述的价值学说[注：价值学说原文为：учение о ценности.——编者注]无疑是有矛盾的”.[注：我准备把卡·考茨基对价值论的最新的阐述同司徒卢威上面的话作一个对照,考茨基说明并指出,平均利润率规律“没有消灭价值规律,而只是使它变了形”（《土地问题》第67—68页）.我们不妨提一下考茨基在他的这部名著的序言中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声明：“如果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发挥了新的、有益的思想,那么我首先应当感谢我的两位伟大的导师；我之所以极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甚至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也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我认为,这种怀疑论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引起争议的学说的本质,不如说是由于怀疑论者本身的特点.我得出这种结论,不仅是根据对怀疑论者的反对意见进行分析的结果,而且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我的……活动的初期,我完全不同情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抱着批判的和不相信的态度,就象现在那些高傲的、瞧不起我那种教条主义狂热的人一样.只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我才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无论是当时或者后来,每当我对某一原则性问题发生怀疑时,最后我总是确信：错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导师.由于对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使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每一次对问题作新的研究,每一次对自己的观点重新思考,都增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信念,巩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认识,而把传播和运用这个学说当作我毕生的任务.”]我认为他这种说法不仅是值得商榷的,甚至简直是错误的.司徒卢威的这些话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不是论证,而是命令.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蓄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批评[注：顺便谈一谈司徒卢威所如此迷恋的这个（未来的）“批评”.当然,任何思维健全的人一般地都不会反对批评.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却重复着自己的心爱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自然,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可能在这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问题,因此只能发表下述的意见.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17]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相反,那些不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我只须举出俄文书刊中别尔托夫先生的著名著作和德文书刊中的《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年斯图加特版）就够了.[18]]的先期成果.这种批评将起什么作用,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的,但是目前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对实现论问题没有起什么作用.
7.关于《资本论》第2卷第3篇马克思的公式的意义问题,司徒卢威说,通过各种最不相同的方法来划分社会产品,都可以很好地阐述抽象的实现论.这种令人吃惊的论断,完全是出于司徒卢威的基本误解,以为实现论可以用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老生常谈来“透彻地阐述”（?!）.只是由于这种误解,司徒卢威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这些〈被实现的〉商品在生产、分配以及其他方面的作用如何,它们是不是资本〈原文如此!〉,是什么资本,是不变资本还是可变资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质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第51页）商品是不是资本,对于马克思以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为内容的实现论来说竟无关紧要!这正如说,农村居民是不是分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对于地租论的实质来说无关紧要,因为这个理论归结起来只是指出不同地块的不同肥沃程度.只是由于同样的误解,司徒卢威才能断言：“可以使社会消费要素之间的实物的相互关系（物的社会交换）得到最清楚的说明”的,不是马克思对产品的划分,而是以下的划分：生产资料＋消费品＋剩余价值[注：剩余价值原文为：прибавочная ценность.——编者注]（价值应为：стоимость,第50页）.——物的社会交换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在以生产资料交换消费品上.既然把剩余价值从生产资料和从消费品中单独抽出来,怎么能够表现这种交换呢?要知道剩余价值不是体现在生产资料中,就是体现在消费品中!这种不合逻辑的划分（因为它把按照产品实物形式的划分同按照价值要素的划分混淆起来了）,使物的社会交换过程模糊起来,这难道不明显吗?[注：请读者注意：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产品的实物形式分为两个部类：（I）生产资料；（II）消费品.然后又把这两个部类的产品各按价值要素分为三部分：（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
8.司徒卢威说,我把萨伊和李嘉图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第52页）,——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理论（第51页）,即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从发展到最后灭亡的学说绝对矛盾的理论（第51—52页）,强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因此,我对马克思在第2卷和第3卷所强调指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的有限消费的矛盾所作的“十分公正的论断”,“就完全抛弃了”我“在其他场合所捍卫的那个……实现论”.
司徒卢威的这个论断,同样是不对的,同样是由于上述误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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