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夏在历史上的确是存在的,但在关于夏是谁建立的问题上现在有两个观点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古资料中,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在河南五渡河与颍河相交的三角地,找到了一个城——王城岗,是禹都阳城所在地.安先生考察后认为,这是一个龙山时期的城,于是推断：“我们尊敬的大禹,当年很可能曾经在这里走来走去,而且住在这里.”不久,安先生又在河南禹州瓦店村发现了一个夏代初期遗址,也具有都城规模.学者们用碳14测年法,得到了这两个遗址始建范围：公元前2120—公元前2040年,也就是说,夏的初年应该是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夏确切开始于何年,仍不知道.从考古推测,王城岗和禹州店遗址始建于公元前2120—公元前2040年间,而公元前2070年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些考古发现只是推断了夏朝建立的时间,而确切的建立者是谁呢?断代工程并未考证和说明.
一、支持“夏”是由禹建立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史》（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朱绍侯先生认为：“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通过禅让继承了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职位——天子.禹通过“疏川导滞,锺水丰物”,使居民“降丘宅土”,使物质生产大力发展,为其部落公有权力私有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孔子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通”.韩非子:“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禹得到民众拥护,称其为“夏后氏”,成为诸夏之族最高的君长,确立了王权.禹治水功绩也被夸大,其统治下的国土被称为“禹迹”,这充分说明大禹治水对后世的影响,也反映了王权的烙印.
其后,大禹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有继续“征伐三苗”,取得“夏后”地位.在取得王权后,在嵩阳建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城）建都,之后,对不服从的部落进行了打击,杀防风氏.为巩固王权,禹又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大会夏、夷诸多邦国或部落首领,这称之为“涂山之会”,是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原来众多部落的首领,到此时,已大都转化为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他们前来参加大会,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这次大会,乃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禹死后,子启继位.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没有完全消除,东方伯益与启争夺王位,《竹书纪年》中所说：“益干启位,启杀之.”西方的有扈氏更是起兵反抗,启亲领大军讨伐,声称有扈氏犯了“威海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要“剿绝其命”,双方大战于甘（河南洛阳市西）,有扈氏终于被“剿绝”了.至此,启排除干扰,巩固了王权,正式确定了世袭制,从此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为了使世袭制王权为众多诸侯所承认,启在都城阳翟召集众多的诸侯,举行盛大的“钧石之享”,这是继“涂山会盟”之后的又一重要朝会.这一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王朝的统治基础,到此完全确定了.
而传统中的禹铸“九鼎”,划“九州”,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物证据,只能推测其为传说而已,在此,朱先生未把传说作为禹确立政权的象征或标志.
二、夏朝是启建立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史新编》一书中,（陕西人民出版社,赵文润主编）在“夏朝的建立”这部分内容里,作者赵文润先生对国家的概念作了三方面的概括：（一）国家赖以存在的地域规模大体稳定；（二）经过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产生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最高统治集团；（三）这一集团使赋予他权力的居民成为被统治者并向居民征收贡赋.
赵先生认为,“大禹治水”,“使黄河中下游形成一个先进的经济共同体雏形.”
在“禅让制”的权力交接过程中,“禹以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卒,禹又以伯益为继承人.禹崩,禹子启贤,而益威望不够,于是诸部落酋长以启为天子.中原部落联盟酋长一职由禅让变为父死子继,这是把一国变成一家私有的开始,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诞生的标志.
显然,赵先生认为,禹传子位,并非禹本意,禹作为部落联盟首领时,仍未将一国据为己有,而推举的皋陶早卒,伯益威望才能又不及启,启才轻而易举取得王位,从此,原始社会“公天下”的历史结束,是启开创了“家天下”的历史,夏朝理应是“启”建立的.
而“涂山会盟”,划“九州”,铸“九鼎”,征讨三苗,杀防风氏,仍是处在公有权力、私有权力交接期,其部落权力代表的性质还未根本改变.但是,启大战有扈氏于甘,战前启召六卿誓师,威胁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祭汝!”有扈氏战败,被降为奴隶.六卿之人,本为同盟者,此时被驱使参与镇压有扈,降为夏启臣仆.启又在阳翟之南钧台大享诸侯,史称“钧石之享”,其权力真正归私有,这正是私有制成熟的标志.为维护私有权力,启开始设代表国家的暴力工具：监狱、刑法等以维护巩固其私有权力,于是真正的私有制的国家便产生了.
在《中国通史》（第一册,范文澜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十月版）中,范文澜先生亦认为“夏朝”是从启开始的.
因为照《礼记·礼运篇》所说,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禹以后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禹不需废“禅让”制度,他是大同时代最后的大酋长.小康时代应是从“启”开始.
《礼运篇》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因,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骂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从原始公社公有制的瓦解,到世袭制的确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说明,到禹时,私有财产制度已基本成熟.在《礼运篇》中说禹时财产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是比较可信的传说.但是,私有制的确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发生的涂山会盟是禹借部落首领之位,把公有财产私有化的开始,但并不是私有制国家在此出现；而到启袭位后,召集众部落的“钧石之享”,则是确立私有权力的标志,从此“公天下”变为“家天下”,这是私有制国家出现的雏形,战有扈氏,传位太康等,使“家天下”制度完全确立.
在战国以前的史书中,从不称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而称启为“夏启、夏后启”.这种区别不是疏忽,正是古人对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公有制、私有制）的真正含义的认识.开始居大夏的是启,子孙虽然迁居,但夏的名称仍沿袭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