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谈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报负对我们的借鉴意义

　影响力洞穿史册,成为延绵千年的治国理念之一,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成为后代无数治国理政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后世有“居官警语”云：“善为治者,贵运轶民之隐,达民之情.”“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上下之交”而不“隔阂”,其核心就是个“通”字,揭示了“政通人和”的关键所在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逆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