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糜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下面试探究一下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是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