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的主要内容及文学与史学价值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代一部资料汇编,由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们所辑录,由西汉末期的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整理编订而成.据刘向《战国策续录》说,他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发现一批战国资料,“书中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修书》”.他认为“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书名是刘向定的.此前有各种名称,体例亦不统一,肯定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近人罗根泽有“《战国策》作于蒯通”一说)经过刘向“以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为三十三卷,十二个国别.今天看到的是：齐策6卷,秦策5卷,楚策、赵策、魏策各4卷,韩策、燕策各3卷,东周策、西周策、中山策各1卷,宋策、卫策合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注本(1978年)分为497章.记载内容起自周贞定王(姬介)十七年(公元前452年),终于秦始皇（嬴政）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前后近204年间事.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发现帛书27章共约1.1万余字,不少内容与《战国策》相同,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二者可互为参证,具有重要勘误价值.
《战国策》产生的背景及反映的时代,据刘向《叙录》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于是产生了苏秦,张仪一类摇唇鼓舌之人,“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占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为了推行他们的主张,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博取功名利禄,这一大类人是在“战国之时,君德浅薄,内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以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在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而他们的言论,“亦可喜,皆可观”.
历代典籍汇编把《战国策》归入历史散文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兵连祸结、百姓流离、生民涂炭的社会现实.在不少篇中,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反复无常,时而结盟修好,时而背盟相攻,尔虞我诈,贪狠阴毒的丑恶面目,暴露出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本质.如骄横固执、贪婪昏愦的智伯(赵策一),阴险毒辣、工于心计的李园(楚策四),褊狭嫉妒、心毒手狠的郑袖(楚策四),贪婪愚蠢一误再误的楚怀王(楚策一),昏庸残暴,身死国灭的宋康王(宋卫策),拒谏饰非、滥施刑罚的齐闵王(齐策六)等,通过这些人,使后人认识古代统治阶级的昏乱腐败,骄奢淫逸,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憎恶.
与鞭挞谴责昏君佞臣的同时,书中也歌颂赞扬了一批明主良后,忠臣贤士,如:勇于革新、倡导胡服骑射、具有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赵策二) ,关心邻政、重视人民、虚心纳谏、勇于改过的赵威后(齐策四、赵策四) ,深明大义、忠贞爱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触龙(赵策四),胸怀大志、隐忍韬晦、足智多谋、具有远见卓识的冯谖(齐策四),自尊自信,备言要道、不慕权势,归真返朴的颜斶（齐策四),明察弊端、竭忠尽智、冒险进言、循循善诱的范睢(秦策三) ,感情真挚、语言恳切、忠于社稷、尊贤爱才的莫敖子华(楚策一),“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鲁仲连(赵策三),机智沉着、冷静老练、辩词锋利、理直气壮的虞卿（赵策三）以及热爱国家勇敢机智的颜率(东周策),沉着冷静、深谋远虑的司马错(秦策一),冷静明智、不为表象迷惑的邹忌(齐策一)不畏强暴为国冒险的唐且(魏策四),重然诺轻生死以报知遇之恩的荆轲、聂政(燕策三、韩策二)等等,作者赞颂了他们的优秀品德,对他们的作为、经历或遭遇,倾注了满腔褒扬之情.
作者更以浓笔重采刻画了一批以游说为生极尽纵横捭阖之术的策士形象,如朝秦暮楚、能言善辩、为猎取功名利禄不惜一切手段的苏秦(秦策一)、危言耸听、言而无信、翻云覆雨、欺诈狡猾的张仪(楚策一、秦策一、二等),虚伪奸诈、强词夺理、巧舌如簧、色厉内荏的楼缓(赵策三),屈从于暴力主张尊秦为帝的辛垣衍(赵策三)等.书中重点写他们的论辩术或诡辩术,以显示他们的舌辩能力和过人的口才,突出他们的“奇策异智”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效果.
《战国策》除记叙了大量历史人物的活动外,还重点记述了一些历史事件,如田单攻狄,荆轲刺秦王,燕昭王复国求贤,赵韩魏三家灭智伯等.这些人物和事件,成为后代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转述的根据,有些段落几乎是原文照录,可见此书对后世影响之大及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从后世史学家要求的史书应“文直”、“事核”、“实录”(班固语)等标准看,《战国策》至少有以下不足：(一)所记历史事件多无年代,时间交代不清楚；(二)每章所记多系事件片断,不能给人以系统的完整的印象；(三)文字不够朴实严谨而采用夸饰铺张的成分太多,易为人疑为“虚拟”过多而失去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四)个别历史人物或事件记述不准确：如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死于乐毅率五国之师攻齐时,为前284年.张仪早死26年.但在《楚策一》中张仪说楚王连横时有以下说辞:“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此事张仪决不会知道.此段文辞显系后人假设.此类情况,便削弱了该书的历史价值.
然而,从艺术鉴赏角度来分析,《战国策》却有高于史学意义的文学价值在.
首先,它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的鲜明形象,这包括君王、后妃、将相、谋臣、策士、刺客、平民、隐者、小吏等等,除前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知己知彼的白起(中山策),忠直蒙冤的乐毅(燕策一、二),善用比喻的庄辛(楚策四),用寓言说理的陈轸(齐策二),怀才不遇的汗明(楚策四),老练多智的张孟谈(赵策一),辨贤不愚的燕惠王(燕策二),善于纳谏的齐威王(齐策一)以及各具特点的“战国四公子”等,这些人物,既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历史符号,也不是脸谱化的阶级模特儿,而多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有着复杂性格和丰富感情的历史人物形象.
其次,在记叙、描写、塑造、刻画这些历史人物时,作者有意识地采用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应用的常见的一些典型化原则和传统的艺术手法.诸如：
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性格,如围绕荆轲刺秦王,鞠武的老谋深算,太子丹的心急浮躁,田光的重义轻生,樊于期的慷慨献首,秦武阳的怯弱失态,秦王的贪婪惊俱、荆轲的勇毅镇定从容死节等,都表现得非常充分,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这就是“把人物放在风口浪尖上加以考验的”用人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于情况紧迫、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甚至关乎生死存亡.当事人必须表态,“亮相”,人的观点态度不容隐匿,故而性格就表现得鲜明充分.又如《虞卿阻割六城与秦》是在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卒40万人之后又提出了非分要求时发生的,虞卿据实依理驳斥了秦客楼缓的饰说诡辩而维护了赵国利益；《鲁仲连义不帝秦》也是在秦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大义凛然,仗义执言,驳斥了辛垣衍的谬沦,破释了他的疑虑,维护了赵国尊严,并坚辞平原君的厚谢,从而赢得了“千古一士”的美称.
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去表现性格,是我国小说创作的传统手法,本书中亦不少见.为表现策士谋臣们的才华和韬略,长篇议论、大段对话,在本书中俯拾即是,构成这部散文集的基调或主体,不少段与表现人物性格有关,反映他们思维的严密,推理的周详、说话的条理、雄辩的才能.其方式,或铺张扬厉,危言耸听；或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或诚挚恳切、循循善诱；或合情顺理、委婉动听……是一部舌战口角的资料书,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演讲录”.有些段落,作者还写出了对话人的生动口吻,如“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赵策三)用不同的虚词表现“怒”和“不悦”的不同情态.“张仪说楚王连横”时,口口声声表白:“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臣窃为大王危之”,“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极力作出替楚王着想的姿态,表现这个巧言令色的阴谋家的险恶用心和虚伪面孔.写动作的段落也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如荆轲私见樊于期想用他的脑袋以换取秦王信任时,先帮他“忆苦思仇”,引起“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表现那刻骨铭心的不共戴天之仇带给他的痛不欲生之感,“樊于期乃前”急于想听到报仇雪恨的方法,“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写他激昂的心情和果断的决心.一系列的动作描写,.把这个慷慨献身的复仇英雄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加上他们双方那富有个性的对话语言,使人如睹其面、如闻其声,是一幕悲壮的戏剧性场面.
《战国策》中大量运用多种描写手段,如外貌描写：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峤,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秦策一)一副穷书生失意时的狼狈样；“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齐策一）一个标准的美男子形象.情态描写:.“太后盛气而揖之……太后之色少解……太后笑曰……”(赵策四)表情‘由阴转晴” 的变化反映思想的转变,赞颂触龙言辞的成功.《唐且不辱使命》中,“秦王怫然怒”,盛气凌人,要摆君王的臭架子恐吓对方；由于唐且‘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面对不怕死的勇士,他成了斗败的公鸡,“长跪而谢之”,甘拜下风了.表情的变化反映了人物由骄横跋扈到怯懦怕死的心态.心理描写,突出的如邹忌听到别人赞扬他长相美貌后的冷静反思.细节描写,如孟尝君对“无好”、“无能”,而“愿寄食门下”的冯谖,“笑而受之”,这一“笑”的深刻含义.又如触龙见盛怒下等待接见他的赵太后时,“入而徐趋”,这一形容词与动词的巧妙结合,准确而形象,多么切合老人的心理和身份.
为突出主要人物形象,书中还多处使用铺垫、烘托、对比等手法.如为了赞颂冯谖的远见和才干,先写他自报的“无好”、“无能”,且一次次弹铗而歌,似乎真是“贪而不知足”混饭吃的无赖,在“左右皆恶之”的情况下,孟尝君独能经受住“考验”,宽容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这便为他以后报效孟尝君作了铺垫.这是欲扬先抑法.郑袖嫉恨谗害魏美人,却先表现出比楚王更爱魏美人,以取得楚王信任,为后进谗言作铺垫,则是欲抑先扬法.苏秦说秦王不行,盘川花尽,衣帽不整,蓬首垢面,落魄归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多么冷落凄惶.后说赵成功,受相印,“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横于道……伏轼撙衔,横历天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这前后情况明显不同,固然是鲜明强烈的对比,如实表现了古今一样的人情世态.后者同时也烘托出一种热烈气氛,使人似乎看到在车马炫赫仆从丽都的队列中,高踞马上的苏秦那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傲慢神态.荆轲刺秦王,易水送别的场面,白衣白帽,击筑和歌,“士皆垂泪涕泣”、“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用记实和夸张手法,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场景的悲壮,凄怆,渲染出一种凛冽的气氛、烘托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至秦廷,“秦武阳色变振恐”,与荆轲的镇定自若,是对比,更是反衬.荆轲逐秦王,“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荆轲负伤,被八创,“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也是对比.秦王畏惧狠狈,壮士蔑视暴君,表现两个人在意外情况发生时不同的承受能力,其根源在于不同的生死观念,两人间品德形象的高下立判.
《战国策》这些描绘人物的方法,为《史记》等优秀史籍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以人物为中心的记传体史书的精髓.但“前四史”以后的所谓“正史”,人物传往往写得枯燥乏味,概念化、家谱式,难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些文学手法.
《.战国策》在记事记人时还运用了其它多种修辞格式和艺术手法,词藻丰富华丽,句式流利酣畅,后人说它“繁辞瑰辩,烂然盈目”“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那些论辩辞中,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王》(秦策一)、《范睢说秦王》(秦策三)《张仪说楚王连横》(楚策一)、《莫敖子华论社稷之臣》(楚策一) 《虞卿阻割六城与秦》(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 等篇,其论辩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推理严密,驳难方法丰富多采,其语句铺张扬厉、雄辩恣肆,刚健雄浑,气势磅礴,如楚策四“庄辛谏楚襄王”一篇,庄辛用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等处境作臂喻,步步说到楚襄王,“不以天下国家为事”的危险,使得“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马上改弦更张,励精图治.篇幅不长,却大量应用了博喻、拟人、对偶、排比、层递、引用、摹状、对比、夸张、反问、示现、互文、警策等多种修辞格式,句式整齐,节奏和谐,语言清新婉丽,辞采斐然,成为后代辞赋体如《七发》一类文字的先驱.
《战国策》的句子多简短有力,这固然与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汇居多数的情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内容和表达的需要.试以“荆轲刺秦王”中的一段为例：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 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
本段中五字以下句约占五分之四,读来节奏紧凑,能传达出一种紧张危急的气氛,与当时的激烈搏击场面、情态相应合,如果换用长句子,则显得拖杳松散,难产生此种效果.
《战国策》中还大量运用寓言或故事进行说理或论辩,使观点鲜明、具体,深入浅出,易于被人接受.如用“骥服盐车”的故事表达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痛苦,用“画蛇添足”的寓言说明昭阳伐齐的危害,用“南辕北辙”的常识说明目的与措施的矛盾,用“鹬蚌相争” 的现象说明同室操戈的危险.它如“狐假虎威”“狡兔三窟”、 “土偶木梗”、’“亡羊补牢”、 “不死之药”、“孽雁疮陨”等成语或寓言故事均源自此书,都蕴蓄着丰富的含义,均能给人以联想和启迪.
《战国策》中不少篇章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故事性强,直可作小说读.如《郑袖谗魏美人》一则,全文仅200字,把楚王的昏庸残暴、美人的单纯、轻信,特别是郑袖的毒辣明险,表现得十分充分,故事情节起伏曲折,结构紧凑完整,语言精炼流畅,有叙述、有描写、有对话,还运用了比喻、衬托等修辞方式,且场面多次转换,人物关系有戏剧性.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
总之,《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古代历史散文集,它对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与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