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叫非洲为什么古代中国管非洲叫什么?还是昆仑?

非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北部的古埃及王国、东部的库施王国和阿克苏姆国家、西部的加纳王国、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等一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古国.特别是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古埃及,远在公元前5000—6000年就出现了农业,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公元前4000年代末,埃及人民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迈入了文明时代.古埃及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文字、艺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和建筑等方面,都对人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与非洲古代文明之间的间接或直接接触持续了几个世纪,但这种接触、交流和发生影响的程度与范围都是很有限的,友好往来和相互支持始终是中非关系的显著特征.
在公元前二世纪,“黎轩善眩人”（即埃及亚历山大的魔术师）辗转来华揭开了古代非洲文明传入中国的序幕[①].中国的汉朝和非洲已经开始相互了解,间接地交换各自的特产珍品.据说公元前一世纪时埃及女皇克里奥帕特拉所穿的御衣是用中国的丝织成的.自从汉朝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的黄金、丝绸、磁器就远销到地中海南岸.
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唐朝不仅与当时统治非洲北部的阿拉伯帝国开始正式直接交往,而且已有中国人踏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土地,中国的船只也远航到了东非沿岸[②],与非洲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非洲黑人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唐朝的文化艺术之中,当时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非洲黑人都是技艺非凡、勇敢机智并具有侠义心肠的人,甚至敦煌壁画也描绘了非洲黑人的形象.唐代与非洲北部和非洲东海岸进行了较多的物资交流,唐代的青白瓷器和钱币在埃及、肯尼亚、桑给巴尔等地多有发现.
唐代中国的航海技术继续发展,地理学家贾耽对当时海上交通航线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这是一条从广州出发,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再由印度驶向阿曼湾,最终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海上航路.晚唐时期,丝绸、陶瓷就是通过这条海路远销到北非的埃及.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等地.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③]“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④].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还有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⑤].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⑥],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⑦]”.
一般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异显著,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⑧].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如拨拔力国的记载中特别提及波斯商人在那里交易的情景,则有关拨拔力的记载就是来源于对波斯商贾的调查亦未可知.
除了以上诸国外,见于唐代载籍的非洲国家还有甘棠、殊奈等国.甘棠国在贞观十年（636年）向唐朝入贡,据载,甘棠在“大海南”,今人认为应在“非洲东海岸”[⑨].殊奈国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被史家目为“绝远”之地,殊奈国自古未通中国,在贞观二年（628年）十月,首次遣使唐朝[⑩].
唐宋以后,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瓷器被称作“chin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由于沉重易碎的瓷器经陆路运输极易颠簸坏损,因此海运凸显出其优越性.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世纪,中国已开始将指南针用于航海,造船与航海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促使海路交通日益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途径.宋朝航海业的发达使中非的人员和物产交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不仅大量出现在非洲的北部和东部沿海,而且还深入到津巴布韦等非洲内陆地带.最初中国的货物主要运到埃及,再从埃及转运到摩洛哥、努比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随着东非沿海地区的斯瓦希利文明兴起,并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中国船直接到达非洲,运去瓷器和丝绸等中国货物.南宋朝廷十分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不仅在沿海各地陆续设置市舶司,而且还派人携带诏书和丝织品出海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有不少埃及、马格里布的商人前往中国经商.有些非洲人还在中国定居,如埃及大商人欧斯曼,南宋时来到中国,因为喜欢杭州的风景气候,便在那里落户长久居住.当时抵达中国的非洲人不仅有商人、海员、旅行家,还有国家正式派遣的使者.1017年和1083年,东非的桑给巴尔使节两次来中国访问.大量中国货物流入非洲各地,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中国和东非贸易关系的发展,大量的中国宋代钱币也涌现东非地区.钱币大量流入东非,对当地货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民间商人活跃于海外各国港口,阿拉伯商人大批来华经商,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更加详细.赵汝适《诸蕃志》一书记载了埃及的情况,信息很可能是到泉州贸易的埃及商人直接带来的.宋代还出版了《岭外代答》等记载了非洲风土人情和地志物产的书籍.直到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入侵东非为止,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十分频繁.
到了元代,中西交通路线空前扩展与畅通,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更加密切.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遣使臣到东非,其使节在访问埃及时,曾将700匹织锦赠给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者.这是中国史籍中第一次关于中国使节正式访问非洲国家的记载.马八尔、俱蓝两国曾入贡.马八尔即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俱蓝似即努北阿（努比亚,今苏丹）.另外,元世祖曾遣使臣到马达加斯加“采访异闻”,中国著名的旅游家汪大渊也足至桑给巴尔,并撰写了《岛夷志略》一书,记载华商所到的东非国家和地区.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拔图塔也曾访问中国南方的泉州、杭州和广州等城市.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历中国后留下《伊本·白图泰游记》,他的《游记》赞誉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并介绍了中国与印度、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湾地区的海运贸易盛况,对于古代非洲和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早在14世纪就在地图上把非洲大陆标绘成一个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欧洲人到15世纪初对非洲大陆的走向仍模糊不清.已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朱思本的非洲图是一项“杰出成就”.
在这个阶段的中非友好交往中,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火器制造技术等重大发明传入了非洲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大约在9世纪末,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入埃及,此后,埃及本地造纸厂生产的纸张逐步取代了埃及数千年传统使用的纸草纸,12世纪初,中国造纸术又从埃及传到摩洛哥等地.与造纸术传入埃及大致同时,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也传入埃及.火药和火药武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埃及,并在当地的经济生活和军事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代是古代中非交往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友好关系已发展到双方官方代表相互访问.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由数十艘大船组成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后四次都曾抵达东非海岸,到达慢八撒（今译布腊瓦）、竹步（今译朱巴）、木骨都束（今译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地,携带大量金银缎匹和瓷器宝钞,代表中国政府访问了现今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的东非港口,同那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肯尼亚拉木群岛有一个帕泰岛,当年,郑和船队的一艘船迷失方向,不幸触礁下沉,船上数百人分乘小船划向岸边,用携带的瓷器和丝绸与当地人交换食物.一部分人到了帕泰村,260人北上去了西游村,有人怀着回国的渴望沿东非海岸一路漂泊,当一切希望泡汤之后,他们逐渐与当地女子结婚成家.在马林迪和蒙巴托,至今有他们的后裔.索马里北部一个名为“郑和屯”的村落就是为纪念郑和访问而命名的.好几个非洲国家也曾先后派使者到中国访问.东非麻林国（位于现肯尼亚境内）国王哇来访问中国抵达福州时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闽县,中国皇帝赠给他以“康靖”的谥号.麻林国在1415年还直接遣使送来了一头被中国人叫作麒麟的长颈鹿.它长期以来作为祥瑞的象征成为中国诗人和画家吟咏作画的题材.明朝从非洲输入了象牙、犀角、琥珀等珍贵产品和鸵鸟、斑马、长颈鹿等珍禽异兽,中国的特产锦缎、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珍品也不断流向非洲.频繁的人员往来,使中非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高潮.
15世纪西方殖民者开始侵入非洲,把非洲推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征服和瓜分,迫使中非友好往来不得不停顿下来.中国在19世纪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中非人民不但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夺了互相交往的权利,而且一同遭受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奴役和剥削.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列强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强迫运到非洲修铁路、开矿山、事农耕,西非达喀尔铁路、刚果铁路、南非的兰德金矿等都渗透着大批华工的血汗.相同的不幸遭遇把中非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再问： 太多了，眼花缭乱。能直接说吗？
再答： 中国古代没有五大洲的说法。。只有国家的概念。。因而。。。我们古代只有对非洲国家的记载。记载最多是米昔儿，现在的英文也是借的这个音，就是埃及。。埃及最早的地理著作托勒密《地理》有关于中国的记载。大食是指阿拉伯帝国，据唐朝时到过大食的杜环《经行记》的记载，大食分为三个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绿衣大食，分别对应现代史学的概念及阿拉伯倭玛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与后倭玛亚王朝。北非曾长期被阿拉伯帝国控制，算是大食的一部分。 关于昆仑，张星烺教授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574页-第582页专门有一篇《昆仑与昆仑奴考》，大意如下：1.昆仑国所在，就唐宋各书所记，昆仑国当及暹罗国。2：昆仑奴卷发黑身，及非洲之黑色人种。3：昆仑奴是由阿拉伯人贩卖到唐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