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棋先生 ：这是我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儿,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书馆管理员大概早巳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施蛰存先生：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昆明的翠湖图书馆来了.那里的章程是每次限借一册,每人可以更换三次.那就是说每人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可以从那里借三册书看.然而,因为借一册书所费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读者能够在“时间巳届停止借书”的木牌挂出来以前赶交第三册的.我曾经在那里借看一部通海县志,全书四册,我就在借书券上写了四册,但等了半点钟,从楼上一个吊篮里颁发下来的却只有第一册一本.天啊,你知道志书的第一册里面有些什么文章?序文,序文,序文,凡例,疆域,星野,好,完了.于是,大略翻看一二篇序文之后,我就把它掩拢来,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闭目凝神了半点钟.我想,现在去换第二本出来,大概不至于对不起那位忙碌的管理先生了吧?于是我重填一张借书券.这回是指定要第三册了,因为我从第一册目录知道我所要的材料是在第三册里.于是,照例又得等三十或四十分钟,我的书发下来了.捧回到座位上去一看,却是第二册.于是仍又捧到柜上去交涉,管理员说：“刚才看了第一册,现在不是应该看第二册吗?”我说：“不错,先生,你的话也不错,但是这并不是小学教科书,我不必一定要看第二册的,况且,况且,我在借书券上写明了要第三册的.”那管理员检出我的借书券来一看,自言自语的道：“哦,我想你是写错的,给你改了.你再填一张罢.”于是我再填一张券,于是再等半点钟.于是领到我的第三册通海县志,于是在十余分钟之后,“停止阅览”的木牌挂出来了. 两位作家说的确实是同一家图书馆应该无疑,而且说的也应该就是同一个图书管理员.然而,在二人的笔下,对于这同一个图书馆和同一个管理员却是一褒一贬,“爱憎”分明的.在汪先生的笔下,不但这个图书馆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佳”,而且这个有些怪僻的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个“妙人”,像是从陈老莲的画上走下来的,以至汪先生表示要在适当的机会把他写进自己的小说里.施蛰存先生写文章一定是遵循“温柔敦厚”诗教的,他在这篇文章里,既没有怨,更没有怒,但是,我们却分明能感到他的不满,甚至反感.别的且不说,以上所引文字结尾部分的——连四个“于是”,就不难看出他是多么的无奈和愤慨. 前者是说,这同一个图书馆在不同的读者的眼睛和心目中引起的感情、产生的印象本来便不同；后者是说,这同一个图书馆在不同作家的笔下的处理会不同.无需赘言,汪先生是浪漫主义派,施先生属现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