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社会的利益要求和呼声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现以前那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对于我国加强基本人权保护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过,问题也还是有的.其一、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的差别很大.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其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见义勇为的立法根据来源于宪法第43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这一点,韩国的作法可以借鉴.韩国相继在1962、1984年颁布了“国家有功者等特别援助法”、“关于国家有功者礼遇的法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这样过于狭窄,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