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一生,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终始”.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有三点与他的写作《史记》有重要关系.
其一,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司马迁的先代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对阴阳等前五家作了分析批判,而对道家作了肯定,认为道家是兼具五家之长而无五家之短.司马谈立志修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并为此做了一定的史料准备,遗令司马迁完成.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着手起草.可见,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事业理想均受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父亲的影响.
其二,青、中年时期的漫游.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江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三,遭李陵之祸.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机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武帝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遭受“腐刑”.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述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是这次被摧残的记忆,时常使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