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河姆渡环境变迁的调查
急求河姆渡森林面积,河流状况,动物数量,植物种类在历史时期的状况与现实状况!
急求河姆渡森林面积,河流状况,动物数量,植物种类在历史时期的状况与现实状况!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河姆渡消失缘于水环境恶化http://art.jh.zj.cn/detail.asp?id=22848
http://www.hemudu.cc/show_art.asp?art_id=301
河姆渡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是充满智慧和力量的.虽然在数千年来,人类不停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环境的改造就没有停止过.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是如何和自然搏斗,如何征服自然,河姆渡文化是孕育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可以说,没有河姆渡文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化.下面,我简单地论述河姆渡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一、河渡古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变河姆渡遗址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宁绍平原东南部,这里从晚更新世以来经历了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三次海侵（1）.尤其是发生在大理晚期以后的最后一次卷转虫海侵,对整个宁绍平原现代地貌的发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海侵的中晚期几乎使整个宁绍平原成为一片浅海,海浪直拍南部的四明山麓,平原上的许多低山小丘或淹浸在海水里,或出露于海面而成为一个个小小的岛.平原上也因此广泛发育了厚达几米到50米浅海相地层,在河姆渡附近,这一浅海相层厚达15米左右,顶面埋深3米~4米黏土（2）,即是这次海侵发育而成的.
河姆渡第四层的微体古生物中,有广盐性的有孔虫、介形虫等,花粉中也有大量的水生植物,其中还有小量属于海滨环境的藜科植物（3）；动物群中则有鲨鱼等海洋鱼类（4）,表明成陆初期河姆渡周围离海较近,周围的湖河水受咸潮的影响严重,土壤中的盐分也很高.但是,从河姆渡周围与遗址同时期的冲积层包含大量的淡水鱼类、泥炭和大量的禾本科植物的孢子粉（5）分析,遗址附近的广大平原地区自7000年前成陆以后,已基本摆脱了海水侵浸,成为低洼的沼泽区,在遗址以北还有个较大的湖泊.
经科学鉴定,7000年前河姆渡周围已经集中了山地、丘陵、森林、草地、平原和湖泊等自然景观.可以说,是相当适宜原始人类居住的,这里给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淡水和生物资源,人们可以采摘果实,捕鱼,甚至可以进行原始农业生产.这里产生了原始的农业文明不是偶然的.
而且,近年来的全球气候变迁情况表明,河姆渡遗址形成时期,正值全新世的大西洋气候期,即温暖气候最宜期,并且呈温暖向凉干渐变的趋势.距今7000年前的本地区气候湿润温暖,生长着茂盛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建群树种有枫香、枥、山毛榉等.林下地皮发育,有石松、卷柏、水龙骨,树上缠绕狭叶海金沙和柳叶海金沙.动物有亚洲象、四不象、犀牛、红面猴等,反映出当时本地区的气候和现在广东、广西中南部、海南岛和台湾等地的气候相似.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4度以上,一月平均气候达到10~12度,年降水量比今天多800MM（6）.但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性东亚季风气候大致在晚三纪已经形成（7）,并且河姆渡的纬度位置又比两广海南、台湾等地高5~6度.所以,现在一般认为前河姆渡周围的古气候还是和今天的较为相近,属于典型的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
自距今6000年起,气温明显下降,大体上在距今6000~5600年间,气温已下降到略高于现代的水平,台湾枫香、栲等喜温热树种减少,以至消失,落叶阔叶树增多.动物中的象和犀牛也消失了.距今5600~5400期间温度和湿度都继续下降,植被变成麻栎、枫香、山毛榉、松树、柳等为主的落叶、针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按钱山漾遗址和菘泽遗址的材料,据今5300~5000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气温回暖高峰,青岗栎、甜蹰等恢复成林,还有樟树、棕榈、桑树等,呈现常绿阔叶与落叶混交林.这是一个气温回暖的高峰,气温达到比现在高1~2度的水平.
二、自然环境对河姆渡人的制约在生产里极端低下的河姆渡时期,人们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首先,河姆渡人的生活环境中江河湖泊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他们的生活内容大多与水有关,如食物当中以水中的鱼类为主,采摘的有菱角等水生植物,因此捕鱼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在水上作业的需要,水上交通工具也应运而生了.近年来在河姆渡遗址一共发现了8支木桨,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河姆渡人已经有了独木舟,木筏等的水上交通工具了.
第二,自然环境本身的局限性,也会制约人们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宁奉平原、象山港沿岸及舟山群岛上.这一地理区域的西北隔钱塘江和杭州湾与北岸太湖周围,向东则是一遍汪洋大海,往南是崇山峻岭的四明山及浙闽丘陵.这一相对独立而又较为封闭的地区,将河姆渡人牢牢地捆在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滨海平原及岛屿上,极大地妨碍了河姆渡文化向四面拓展的步伐和对外文化交往,削弱了河姆渡文化的发展底蕴,从而直接制约了河姆渡文化发展进程.其次,河姆渡遗址是建立在海退不久的泻湖、沼泽相滨海平原上,无论河湖水体及土壤的盐分都很高.众所周知,盐分高的土壤是不利于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的.因此,当时水稻的单位面积收获量十分有限,仍需要以采集和渔猎作为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辅助经济,这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资料中已有明确的揭示.再者,在气候条件上看,7000年前河姆渡一直是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在六、七月和九月、十月两个季节,容易造成平原地区的涝灾和旱灾.另外,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台风及热带风暴,也给当时的先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第三,河姆渡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对多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促进了人口迅速增长和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正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天长地久便习以为常,形成了人们过分依赖自然界赐予的惰性.其结果是忽视生产工具的改进,进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会由于自然环境的波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
关于优越自然环境对生产发展的制约作用的例证,在遗址两次挖掘中俯拾皆是,不可胜举.例如,在河姆渡早期阶段,骨和木质生产工具不仅数量大、品种丰富,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已深入到当时生活和生产的各个领域.石器数量少、形体小,磨制粗糙,主要器类是斧、凿等小型木作工具.到了河姆渡晚期,石质生产工具的比例虽有提高,制作也较精,但仍以小型斧凿等工具为主,基本不见或少见大型农业工具.从宁波慈湖遗址（8）发掘资料反映出,那时木质和骨质生产工具仍占很大比重,应用也很广.这是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能够给予人们各种生产生活的需求,于是就没有重视改革生产工具和改变现状的迫切性,从而制约了生产力的提高.再者,就河姆渡先民的技术水平看,先民既能编织苇席,纺纱织布,使用弓箭,而且还能泛舟江湖近海,以此看来织鱼网也不成问题,可是至今挖掘的材料里并无网坠这方面的证据.能做却不去做,说明对鱼网的需求并不是很迫切.也许,由于沼泽多,水又不深,鱼类也很丰富,而且容易捕获,就没有重视改革渔捞工具,去制作和使用鱼网.这又是自然环境影响和制约人们生产活动的极好例子.
三,河姆渡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在自然环境影响人们的同时,人们的活动也在自觉不自觉中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
宁绍平原自7000年前海退成陆以后,随着湖泊河流的沼泽化,水草地草原疏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古地理演变过程,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为各种生态习性的动物繁殖、栖息及植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所需的适宜环境,同时也为生活其间的河姆渡人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
河姆渡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首先,是采集和渔猎周围丰富的动植物作为食物.在河姆渡第四层中,曾发现整坑、成堆的橡子、寒枣、菱角等植物果实及整罐樟树叶,足以证明当时采集范围的广泛和采集经济的发达,并且还从中反映出当时的事物和采集经济的发达,并且还从中反映出当时的事物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剩余.同时,他们的渔猎业也是相当发达的,在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中,均出土了石球、石弹丸、木矛等一批渔猎工具,而且还伴之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大都较破碎,遍及发掘区的每个角落,许多遗骸上至今仍保留敲过的痕迹,是人们砸骨吸髓后的扔弃之物.上述动物遗骸经初步鉴定有61个种属,它们当然并非全部是当时渔猎所得,也非当时所食用的野生动物的全部.从被他们利用的动物遗骸数量上分析,当时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捕捞水生动物,其次才是狩猎四不象、鹿一类的野生食草动物,而栖居密林中的猛兽数量极少,这是与当时的渔猎水平相一致的.
其次,他们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丰富原材料制作了生产和生活用器.河姆渡遗址由于地下埋藏条件较好,使第四、三文化层的大量有机质文物得以完好保存.仅《中国河姆渡文化》一书刊布的木器就有500多件（9）,器型有铲、桨、矛、器柄、机刀、匕等,广泛应用在农业、狩猎、纺织、加工、日常生活、水上交通和宗教等领域,充分说明了7000年前木器的用途就已经相当广泛、制作水平也相当高,是河姆渡人充分利用周围山林资源的实物见证.另外,他们渔猎动物除肉食和获取皮毛御寒之外,食余的大量兽骨还为他们提供了制造工具和人体装饰品的骨、角料.这不但在材料上为他们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并且使用时也比石质工具方便、减轻了劳动强度.在河姆渡出土的6700多件遗物中,骨（角、牙）器就占了3000多件,种类达20余种,几乎遍及了当时生产生活的全部领域.这一突出的文化现象给广大的研究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人曾据此提出了新石器时代之前还有过一个广泛的“骨器时代”.
最后,河姆渡人们为了适应周围湖沼地区低洼多水的自然环境,利用周围丰富的植物资源,因地制宜地修建了颇具特色的干栏式建筑.遗址两次发掘,在第四文化层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木版和纵横交错的桩木、长圆木,其总数达到数千件以上.从其中伴出的经过剪裁的树皮块、茅草和苇席看,木构建筑为树皮屋面或茅草盖顶,并用苇席铺地,或分隔房间等.而出土的几十件较为发展的木质构件来看,当时在许多复杂节点仍使用捆扎外,在一些垂直交接的节点已经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堪称我国木构建筑史上的奇迹.但值得注意的是,河姆渡南部就是四明山,其中不乏低丘缓坡适合人类居住,但是他们偏偏选择了这一低洼地区建造居住村庄,的确令人思索.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他们对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造是十分有限的,它集中在水稻栽培上.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早在距今1万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栽培水稻,到距今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生活时期水稻栽培就已经相当发达.从江苏草鞋山和湖南城头山遗址（10）发现了6000年前的稻田遗址看,当时种植水稻普遍采取大小不一的水田块,而且还建有水沟、水口、蓄水井等配套水利设施,表明早在6000年以前,我国原始的水稻栽种技术和设施已和东邻日本弥生时代相差无几.看来在此之前我国的史前居民已经基本掌握了水稻的生长的特性,并采用了相应的措施对周围自然环境进行改造,以适应水稻的生长、发育及成熟.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资料表明,河姆渡人的生产水平并不比草鞋山和城头山的居民逊色多少,所以他们种植水稻的方法和技术大致也和前者相一致.即建有大小不同的水田块和其它配套水利设施.遗址出土的170多件骨器,就是他们针对沼泽沉积土的土质特性而发明的工具了.
四、总结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人类在不断地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将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这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史前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研究史前文化除应注重考古遗迹、遗物外,对当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古自然环境的研究也不容忽视的.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除采集了动植物遗存并作科学鉴定外,同时还作了地层植物孢粉采样鉴定,从而为科学地复原河姆渡人与自然环境研究基础上,试图对河姆渡人与自然环境作全面具体的分析.
本文对河姆渡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尝试做出了一点见解,希望能够给予读者一点启发.
注释：（1）陈桥驿：《越族的发展流散》,选自《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2）吴维棠：《七千年来姚江平原的演变》,选自《地理科学》第3卷第2期,1983年9月（3）孙湘君：《河姆渡先民生活时期的古植被和古气候》,选自《植物学报》第23卷第2期,1981年.
（4）魏丰等人：《浙江余姚河姆渡新时期时代遗址动物群》,海洋出版社,1990年（5）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选自《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6）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选自《地理学报》第38卷第二期,1983年6月（7）陈桥驿：《越族的发展流散》,选自《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8）丁友甫、王海明：《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选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9）刘军、姚仲源：《中国河姆渡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早期木构工艺考察》,选自《建筑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http://www.hemudu.cc/show_art.asp?art_id=301
河姆渡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是充满智慧和力量的.虽然在数千年来,人类不停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环境的改造就没有停止过.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是如何和自然搏斗,如何征服自然,河姆渡文化是孕育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可以说,没有河姆渡文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化.下面,我简单地论述河姆渡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一、河渡古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变河姆渡遗址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宁绍平原东南部,这里从晚更新世以来经历了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三次海侵（1）.尤其是发生在大理晚期以后的最后一次卷转虫海侵,对整个宁绍平原现代地貌的发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海侵的中晚期几乎使整个宁绍平原成为一片浅海,海浪直拍南部的四明山麓,平原上的许多低山小丘或淹浸在海水里,或出露于海面而成为一个个小小的岛.平原上也因此广泛发育了厚达几米到50米浅海相地层,在河姆渡附近,这一浅海相层厚达15米左右,顶面埋深3米~4米黏土（2）,即是这次海侵发育而成的.
河姆渡第四层的微体古生物中,有广盐性的有孔虫、介形虫等,花粉中也有大量的水生植物,其中还有小量属于海滨环境的藜科植物（3）；动物群中则有鲨鱼等海洋鱼类（4）,表明成陆初期河姆渡周围离海较近,周围的湖河水受咸潮的影响严重,土壤中的盐分也很高.但是,从河姆渡周围与遗址同时期的冲积层包含大量的淡水鱼类、泥炭和大量的禾本科植物的孢子粉（5）分析,遗址附近的广大平原地区自7000年前成陆以后,已基本摆脱了海水侵浸,成为低洼的沼泽区,在遗址以北还有个较大的湖泊.
经科学鉴定,7000年前河姆渡周围已经集中了山地、丘陵、森林、草地、平原和湖泊等自然景观.可以说,是相当适宜原始人类居住的,这里给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淡水和生物资源,人们可以采摘果实,捕鱼,甚至可以进行原始农业生产.这里产生了原始的农业文明不是偶然的.
而且,近年来的全球气候变迁情况表明,河姆渡遗址形成时期,正值全新世的大西洋气候期,即温暖气候最宜期,并且呈温暖向凉干渐变的趋势.距今7000年前的本地区气候湿润温暖,生长着茂盛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建群树种有枫香、枥、山毛榉等.林下地皮发育,有石松、卷柏、水龙骨,树上缠绕狭叶海金沙和柳叶海金沙.动物有亚洲象、四不象、犀牛、红面猴等,反映出当时本地区的气候和现在广东、广西中南部、海南岛和台湾等地的气候相似.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4度以上,一月平均气候达到10~12度,年降水量比今天多800MM（6）.但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性东亚季风气候大致在晚三纪已经形成（7）,并且河姆渡的纬度位置又比两广海南、台湾等地高5~6度.所以,现在一般认为前河姆渡周围的古气候还是和今天的较为相近,属于典型的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
自距今6000年起,气温明显下降,大体上在距今6000~5600年间,气温已下降到略高于现代的水平,台湾枫香、栲等喜温热树种减少,以至消失,落叶阔叶树增多.动物中的象和犀牛也消失了.距今5600~5400期间温度和湿度都继续下降,植被变成麻栎、枫香、山毛榉、松树、柳等为主的落叶、针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按钱山漾遗址和菘泽遗址的材料,据今5300~5000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气温回暖高峰,青岗栎、甜蹰等恢复成林,还有樟树、棕榈、桑树等,呈现常绿阔叶与落叶混交林.这是一个气温回暖的高峰,气温达到比现在高1~2度的水平.
二、自然环境对河姆渡人的制约在生产里极端低下的河姆渡时期,人们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首先,河姆渡人的生活环境中江河湖泊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他们的生活内容大多与水有关,如食物当中以水中的鱼类为主,采摘的有菱角等水生植物,因此捕鱼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在水上作业的需要,水上交通工具也应运而生了.近年来在河姆渡遗址一共发现了8支木桨,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河姆渡人已经有了独木舟,木筏等的水上交通工具了.
第二,自然环境本身的局限性,也会制约人们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宁奉平原、象山港沿岸及舟山群岛上.这一地理区域的西北隔钱塘江和杭州湾与北岸太湖周围,向东则是一遍汪洋大海,往南是崇山峻岭的四明山及浙闽丘陵.这一相对独立而又较为封闭的地区,将河姆渡人牢牢地捆在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滨海平原及岛屿上,极大地妨碍了河姆渡文化向四面拓展的步伐和对外文化交往,削弱了河姆渡文化的发展底蕴,从而直接制约了河姆渡文化发展进程.其次,河姆渡遗址是建立在海退不久的泻湖、沼泽相滨海平原上,无论河湖水体及土壤的盐分都很高.众所周知,盐分高的土壤是不利于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的.因此,当时水稻的单位面积收获量十分有限,仍需要以采集和渔猎作为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辅助经济,这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资料中已有明确的揭示.再者,在气候条件上看,7000年前河姆渡一直是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在六、七月和九月、十月两个季节,容易造成平原地区的涝灾和旱灾.另外,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台风及热带风暴,也给当时的先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第三,河姆渡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对多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促进了人口迅速增长和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正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天长地久便习以为常,形成了人们过分依赖自然界赐予的惰性.其结果是忽视生产工具的改进,进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会由于自然环境的波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
关于优越自然环境对生产发展的制约作用的例证,在遗址两次挖掘中俯拾皆是,不可胜举.例如,在河姆渡早期阶段,骨和木质生产工具不仅数量大、品种丰富,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已深入到当时生活和生产的各个领域.石器数量少、形体小,磨制粗糙,主要器类是斧、凿等小型木作工具.到了河姆渡晚期,石质生产工具的比例虽有提高,制作也较精,但仍以小型斧凿等工具为主,基本不见或少见大型农业工具.从宁波慈湖遗址（8）发掘资料反映出,那时木质和骨质生产工具仍占很大比重,应用也很广.这是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能够给予人们各种生产生活的需求,于是就没有重视改革生产工具和改变现状的迫切性,从而制约了生产力的提高.再者,就河姆渡先民的技术水平看,先民既能编织苇席,纺纱织布,使用弓箭,而且还能泛舟江湖近海,以此看来织鱼网也不成问题,可是至今挖掘的材料里并无网坠这方面的证据.能做却不去做,说明对鱼网的需求并不是很迫切.也许,由于沼泽多,水又不深,鱼类也很丰富,而且容易捕获,就没有重视改革渔捞工具,去制作和使用鱼网.这又是自然环境影响和制约人们生产活动的极好例子.
三,河姆渡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在自然环境影响人们的同时,人们的活动也在自觉不自觉中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
宁绍平原自7000年前海退成陆以后,随着湖泊河流的沼泽化,水草地草原疏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古地理演变过程,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为各种生态习性的动物繁殖、栖息及植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所需的适宜环境,同时也为生活其间的河姆渡人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
河姆渡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首先,是采集和渔猎周围丰富的动植物作为食物.在河姆渡第四层中,曾发现整坑、成堆的橡子、寒枣、菱角等植物果实及整罐樟树叶,足以证明当时采集范围的广泛和采集经济的发达,并且还从中反映出当时的事物和采集经济的发达,并且还从中反映出当时的事物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剩余.同时,他们的渔猎业也是相当发达的,在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中,均出土了石球、石弹丸、木矛等一批渔猎工具,而且还伴之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大都较破碎,遍及发掘区的每个角落,许多遗骸上至今仍保留敲过的痕迹,是人们砸骨吸髓后的扔弃之物.上述动物遗骸经初步鉴定有61个种属,它们当然并非全部是当时渔猎所得,也非当时所食用的野生动物的全部.从被他们利用的动物遗骸数量上分析,当时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捕捞水生动物,其次才是狩猎四不象、鹿一类的野生食草动物,而栖居密林中的猛兽数量极少,这是与当时的渔猎水平相一致的.
其次,他们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丰富原材料制作了生产和生活用器.河姆渡遗址由于地下埋藏条件较好,使第四、三文化层的大量有机质文物得以完好保存.仅《中国河姆渡文化》一书刊布的木器就有500多件（9）,器型有铲、桨、矛、器柄、机刀、匕等,广泛应用在农业、狩猎、纺织、加工、日常生活、水上交通和宗教等领域,充分说明了7000年前木器的用途就已经相当广泛、制作水平也相当高,是河姆渡人充分利用周围山林资源的实物见证.另外,他们渔猎动物除肉食和获取皮毛御寒之外,食余的大量兽骨还为他们提供了制造工具和人体装饰品的骨、角料.这不但在材料上为他们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并且使用时也比石质工具方便、减轻了劳动强度.在河姆渡出土的6700多件遗物中,骨（角、牙）器就占了3000多件,种类达20余种,几乎遍及了当时生产生活的全部领域.这一突出的文化现象给广大的研究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人曾据此提出了新石器时代之前还有过一个广泛的“骨器时代”.
最后,河姆渡人们为了适应周围湖沼地区低洼多水的自然环境,利用周围丰富的植物资源,因地制宜地修建了颇具特色的干栏式建筑.遗址两次发掘,在第四文化层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木版和纵横交错的桩木、长圆木,其总数达到数千件以上.从其中伴出的经过剪裁的树皮块、茅草和苇席看,木构建筑为树皮屋面或茅草盖顶,并用苇席铺地,或分隔房间等.而出土的几十件较为发展的木质构件来看,当时在许多复杂节点仍使用捆扎外,在一些垂直交接的节点已经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堪称我国木构建筑史上的奇迹.但值得注意的是,河姆渡南部就是四明山,其中不乏低丘缓坡适合人类居住,但是他们偏偏选择了这一低洼地区建造居住村庄,的确令人思索.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他们对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造是十分有限的,它集中在水稻栽培上.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早在距今1万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栽培水稻,到距今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生活时期水稻栽培就已经相当发达.从江苏草鞋山和湖南城头山遗址（10）发现了6000年前的稻田遗址看,当时种植水稻普遍采取大小不一的水田块,而且还建有水沟、水口、蓄水井等配套水利设施,表明早在6000年以前,我国原始的水稻栽种技术和设施已和东邻日本弥生时代相差无几.看来在此之前我国的史前居民已经基本掌握了水稻的生长的特性,并采用了相应的措施对周围自然环境进行改造,以适应水稻的生长、发育及成熟.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资料表明,河姆渡人的生产水平并不比草鞋山和城头山的居民逊色多少,所以他们种植水稻的方法和技术大致也和前者相一致.即建有大小不同的水田块和其它配套水利设施.遗址出土的170多件骨器,就是他们针对沼泽沉积土的土质特性而发明的工具了.
四、总结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人类在不断地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将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这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史前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研究史前文化除应注重考古遗迹、遗物外,对当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古自然环境的研究也不容忽视的.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除采集了动植物遗存并作科学鉴定外,同时还作了地层植物孢粉采样鉴定,从而为科学地复原河姆渡人与自然环境研究基础上,试图对河姆渡人与自然环境作全面具体的分析.
本文对河姆渡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尝试做出了一点见解,希望能够给予读者一点启发.
注释：（1）陈桥驿：《越族的发展流散》,选自《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2）吴维棠：《七千年来姚江平原的演变》,选自《地理科学》第3卷第2期,1983年9月（3）孙湘君：《河姆渡先民生活时期的古植被和古气候》,选自《植物学报》第23卷第2期,1981年.
（4）魏丰等人：《浙江余姚河姆渡新时期时代遗址动物群》,海洋出版社,1990年（5）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选自《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6）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选自《地理学报》第38卷第二期,1983年6月（7）陈桥驿：《越族的发展流散》,选自《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8）丁友甫、王海明：《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选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9）刘军、姚仲源：《中国河姆渡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早期木构工艺考察》,选自《建筑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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