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为什么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运动的最高峰?600字以上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改革的出现.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水平,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并对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体现了时代新特点.
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先进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更没有科学革命纲领的指导,再加上客观上反动势力的强大,失败成为历史的必然.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求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尝试,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当时许多人民受其压迫.
倡导社会改革---太平天国主张土地公有,财产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破除社会陋习.其倡导的社会改革,对日后的中国有一定的影响.
播下革命种子---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它所宣扬的反清思想已经广传民间,播下了日后反清革命的种子.
汉人势力抬头---清廷依靠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平定太平天国,他们都被封为地方总督或巡抚,自此汉人势力上升,逐渐掌握了地方实权.
削弱清廷根基---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清运动,持续十四年(1851-1864),波及大半个中国,建立与清廷对歭的政权,一度动摇清朝的统治,使清廷元气大伤.
可能出于反满的需要,孙中山等革命党是洪秀全等人的崇拜者.湖南的辛亥革命党人常称要洗尽湖南人曾国藩给他们带来的羞耻.不过孙中山也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辛亥革命及其后一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与成就,总体来说对太平天国评价很高,国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国一事下达过专案.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叁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馀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总理全集》下册105页）“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同盟会宣言》）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
蒋介石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太平天国诗文钞》序）“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
白崇禧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馀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馀省,历时十馀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农民、市民.总的来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第一、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第二、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第三、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与侵略者和统治者战斗的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著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第四、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持,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裏,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第五、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第六、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随著中国大陆的政治理念由“解放下层”转变为“和谐社会”,“精英阶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过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评价的口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歌颂下层的反抗、到如今指责太平天国造成破坏、义和团愚昧落后、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和平改革夭折,认为它们都妨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对这一系列针对中国近代史的贬评、翻案思潮,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了解其政治色彩高于学术色彩的本质.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夏春涛、史式等一批大陆学者一方面继续主张对以往评太平天国评价中的拔高、美化现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则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夏春涛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认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著明显的破绽.论者没有首先就宗教论宗教,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区分“邪教”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而是避重就轻,片面罗列一些史实,采用以点代面的方式进行推论……论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宗教,而是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邪教”说辨正》）,而史式则在以《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国方面所有的人,包括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等人在内”,指出“对于太平大国,笼统的肯定既不对,笼统的否定也不对,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评论,应该肯定的肯定,应该否定的否定”.
拜上帝会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天,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当时,20几岁的洪秀全也来广州参加考试,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及一位充当翻译的中国人,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洪秀全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书名叫《劝世良言》.这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其作者是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是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从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中整章整节摘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
,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劝世良言》并非是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其作者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的表述多有不准确之处.尤其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某些非常重要教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失真走样的地方.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圣神风”（圣灵）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信奉基督教后,也不能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所以,曾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说：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劝世良言》这一并不是很地道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洪秀全出身于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出人头地的渴望比富家子弟更加急切.他从15岁到35岁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他得到《劝世良言》那年是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大感兴趣,只是将其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1837年他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连40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竟几次觉得游历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
病愈之后,洪秀全又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六年后再次参考仍榜上无名.他处在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此时,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其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是真确的.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
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无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又是在特殊的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此书不能与圣经原文相等）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就难免会由于对真理的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时,如能及时地遇到能进一步指引他的传教士,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但这种机缘出现时,却为时已晚.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但罗孝全对洪秀全所讲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实在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
这次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但这只能被他利用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难以对拜上帝教按正统基督教的标准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因此时,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这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体现出来.在组织规模上也极为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基本定型了.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回到广西桂平,此时的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被他们的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向基督教修正、重新回到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上来的机会.
这次到广西,他发现他的助手冯云山的传道工作逐渐地打开了局面,拜上帝会组织已在桂平的紫荆山区创立起来,并拥有了2000多名信众.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并迅速地膨胀.同时又对拜上帝教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显.在此间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他把上帝及其儿女同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分为对立的“正”、“邪”两个阵营,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纯宗教说教的限制.于是,拜上帝会渐渐从单纯的宗教团体,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一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
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改革的出现.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水平,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并对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体现了时代新特点.
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先进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更没有科学革命纲领的指导,再加上客观上反动势力的强大,失败成为历史的必然.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求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尝试,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当时许多人民受其压迫.
倡导社会改革---太平天国主张土地公有,财产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破除社会陋习.其倡导的社会改革,对日后的中国有一定的影响.
播下革命种子---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它所宣扬的反清思想已经广传民间,播下了日后反清革命的种子.
汉人势力抬头---清廷依靠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平定太平天国,他们都被封为地方总督或巡抚,自此汉人势力上升,逐渐掌握了地方实权.
削弱清廷根基---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清运动,持续十四年(1851-1864),波及大半个中国,建立与清廷对歭的政权,一度动摇清朝的统治,使清廷元气大伤.
可能出于反满的需要,孙中山等革命党是洪秀全等人的崇拜者.湖南的辛亥革命党人常称要洗尽湖南人曾国藩给他们带来的羞耻.不过孙中山也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辛亥革命及其后一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与成就,总体来说对太平天国评价很高,国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国一事下达过专案.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叁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馀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总理全集》下册105页）“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同盟会宣言》）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
蒋介石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太平天国诗文钞》序）“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
白崇禧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馀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馀省,历时十馀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农民、市民.总的来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第一、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第二、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第三、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与侵略者和统治者战斗的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著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第四、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持,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裏,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第五、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第六、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随著中国大陆的政治理念由“解放下层”转变为“和谐社会”,“精英阶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过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评价的口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歌颂下层的反抗、到如今指责太平天国造成破坏、义和团愚昧落后、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和平改革夭折,认为它们都妨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对这一系列针对中国近代史的贬评、翻案思潮,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了解其政治色彩高于学术色彩的本质.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夏春涛、史式等一批大陆学者一方面继续主张对以往评太平天国评价中的拔高、美化现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则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夏春涛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认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著明显的破绽.论者没有首先就宗教论宗教,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区分“邪教”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而是避重就轻,片面罗列一些史实,采用以点代面的方式进行推论……论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宗教,而是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邪教”说辨正》）,而史式则在以《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国方面所有的人,包括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等人在内”,指出“对于太平大国,笼统的肯定既不对,笼统的否定也不对,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评论,应该肯定的肯定,应该否定的否定”.
拜上帝会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天,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当时,20几岁的洪秀全也来广州参加考试,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及一位充当翻译的中国人,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洪秀全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书名叫《劝世良言》.这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其作者是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是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从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中整章整节摘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
,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劝世良言》并非是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其作者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的表述多有不准确之处.尤其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某些非常重要教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失真走样的地方.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圣神风”（圣灵）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信奉基督教后,也不能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所以,曾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说：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劝世良言》这一并不是很地道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洪秀全出身于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出人头地的渴望比富家子弟更加急切.他从15岁到35岁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他得到《劝世良言》那年是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大感兴趣,只是将其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1837年他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连40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竟几次觉得游历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
病愈之后,洪秀全又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六年后再次参考仍榜上无名.他处在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此时,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其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是真确的.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
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无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又是在特殊的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此书不能与圣经原文相等）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就难免会由于对真理的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时,如能及时地遇到能进一步指引他的传教士,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但这种机缘出现时,却为时已晚.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但罗孝全对洪秀全所讲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实在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
这次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但这只能被他利用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难以对拜上帝教按正统基督教的标准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因此时,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这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体现出来.在组织规模上也极为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基本定型了.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回到广西桂平,此时的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被他们的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向基督教修正、重新回到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上来的机会.
这次到广西,他发现他的助手冯云山的传道工作逐渐地打开了局面,拜上帝会组织已在桂平的紫荆山区创立起来,并拥有了2000多名信众.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并迅速地膨胀.同时又对拜上帝教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显.在此间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他把上帝及其儿女同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分为对立的“正”、“邪”两个阵营,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纯宗教说教的限制.于是,拜上帝会渐渐从单纯的宗教团体,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一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
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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