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是什么?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历史的轮回怪圈：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思考
最近几年以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笔者来到深圳短短几天,就接触到了一个光听来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名词----------砍手党.而不久前亲身经历的事情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悲悯.
那晚在白石洲,笔者口渴,买了一瓶矿泉水.行走间,突然感觉有人在身后摸索.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抢劫.等到回头看时,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个捡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浑身邋遢,还散发着一股酸臭味,手里提着一个装满各类瓶罐,比他自己还要高的麻袋.我将水喝完,把瓶子给了他.然后带着一种助人为乐的快意转身离去.可刚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有了更大的动静,接着,笔者看到了震撼心灵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个干瘦的老妇人扭打着,仅仅是为了刚才施舍的瓶子.笔者一时无语,事后却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冲动.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相信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种最为通行的说法就是--------历史的轮回.具体地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天下创世 2.矛盾丛生3.总崩溃 个别王朝由于在中晚期实行了一些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延长了统治时间.这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荡.综观国史,史实让笔者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说法的合理性.那么,目前的中国是否在重新陷入这个历史的轮回怪圈呢?这倒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周期性振荡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振荡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鲁迅就曾经把中国历史归纳为“一治一乱”,“破坏---建设---再破坏”的打摆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明显,毛泽东是把周期性振荡归因于腐败,而应对之策就是民主.窃以为,毛泽东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谓的腐败,是由于权力缺乏有力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并非中国的特产,而周期性振荡在其他国家却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腐败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局面.
社会财富一经创造,大致有两个去向：1.进行扩大再生产2.留作消费基金.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了.
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那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的再发展,无可厚非.但是,消费基金就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能活着.去除再生产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个分配,那么分配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将伤害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还在社会各个群体间种下不和的金苹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这样看来,贫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怎样把握好度的问题?
大凡只要还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以身犯险,挑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讲,一个平常人（请注意,不是职业犯罪者）开始为了生存来反抗现行秩序,这就说明他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现行秩序的每次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饥寒交迫的流民.他们不是因为懒惰而挨饿受冻,相反,他们很勤劳,肯干,能吃苦,但他们仍旧要遭受不体面的命运.那么,既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你的财富多少,社会地位多高,取决于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所以社会上层集团只会是地主,而不会是农民.农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从生产方式上划分,有农奴,佃农,自耕农；从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贫下中富农.可以说,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笔者综合了国史与世界史,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凡国家稳定繁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全国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么这就值得探讨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为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并造成的,其实土地兼并本身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的地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没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但是问题在于,理论与现实并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并很多都并不合法,而且往往会把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隐匿不上报,以此来逃避纳税.而另一方面,被兼并土地的农民却要纳税,换句话说,地主把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纳税,没地的反倒要交钱.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沦为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运用手段将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收入囊中,客观上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因他们产生的流民又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一方面国家越来越虚弱,一方面负担与日俱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终究把国家拖垮.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均田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中都往往会有一项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并,这恐怕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时代,进入了产业社会.社会财富的概念没有变,只是衡量标准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的作用开始凸显,并最终成为了社会财富的象征.你有多少财富,主要是看你的财产兑换成货币后尾数上带了几个零.
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现状如何呢?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路线,许多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起来的人对此深恶痛绝.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国家对于以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一种矫枉过正,它忽略了个体人的能力差异,大搞一刀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基本屏弃了这种方式,开始了“按劳分配”的时代.这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许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所讲究的就是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那么这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你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怎样的一条底线上才算合适呢?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邓小平曾经构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的人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这部分所谓的“新贵族”似乎并无此意,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扩大贫富差距.而相应的,许多问题也由此滋生了出来.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姑且不论合理与否,已经使得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大多数人所控制的财富就很少,财富相对减少,购买力必然降低,那么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也就随之降低,最终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业总体萧条化现象,笔者认为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之一.试问,没有了消费需求有力拉动,谁还会去生产呢?生产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垄断了某种资源的行业还能够维持利润,不过,普通大众消费不起,所以只能从少数富人身上动脑筋了,以至于出现了某银行宣布,取款额低于多少不予办理；某中学只对党政机关子弟开放的怪现象.原本有限的社会资源又向这些“新贵族”倾斜.而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派而言,则是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户口却住不起房,有病却上不起医院,有孩子却上不起学.
那么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来看,在改革初期,我们的“新贵族”们真的是严格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按劳分配”原则行事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对他们来个刨根究底,大多数人的案底不会清白.有句老话叫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正是在这个信条的指引下,有人曾经乘火打劫,低价压购国家资产；有人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有人违反劳动法,导致劳工利益受损；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干些诸如走私之类的违法买卖.他们正是通过这样赤裸裸的,近乎于劫掠的方式,积累了巨大财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看来,“新贵族”们自我吹嘘的“个人奋斗”很大程度上实在让人难以认同.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对个人财产的“抢劫”（如中国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东,而不是广大股民）以及国家资产的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前文当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并可谓是“师出同门”.目前,政府一方面总是苦于国家财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负担日益加重.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而我们的国家很有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被拖垮,国家与普通大众会为牺牲品,数千年来反复演绎的故事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上演.
三.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正所谓众口难调,在处理内部社会矛盾上的确有着他国没有的难度.正是因为如此,解决内部矛盾才变得非常迫切.中国历代王朝或者当断不断,或者碍于集团利益,或者改革失当,以致没能解决矛盾,反倒滋生新的矛盾,问题长久积压,最后往往导致大动乱的爆发,葬送了整个国家.
2.社会财富不能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财富代表了社会能量,谁掌握的财富越多,谁的能量就越大.而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如果甲得到的多,乙得到的就少,甲对于乙就是强势的,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3.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很类似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都是处于经济飞速上升时期,国家法制相对还不完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但是英国人逐渐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来协调制衡各个集团的利益矛盾,以保障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最终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至于某些人希望用道德来感化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笔者倒还没有在历史上找到过成功的范例.
4.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最合理最稳固的结构模式就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至于贫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他们的生存.这个模式将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二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
最近几年以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笔者来到深圳短短几天,就接触到了一个光听来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名词----------砍手党.而不久前亲身经历的事情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悲悯.
那晚在白石洲,笔者口渴,买了一瓶矿泉水.行走间,突然感觉有人在身后摸索.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抢劫.等到回头看时,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个捡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浑身邋遢,还散发着一股酸臭味,手里提着一个装满各类瓶罐,比他自己还要高的麻袋.我将水喝完,把瓶子给了他.然后带着一种助人为乐的快意转身离去.可刚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有了更大的动静,接着,笔者看到了震撼心灵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个干瘦的老妇人扭打着,仅仅是为了刚才施舍的瓶子.笔者一时无语,事后却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冲动.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相信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种最为通行的说法就是--------历史的轮回.具体地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天下创世 2.矛盾丛生3.总崩溃 个别王朝由于在中晚期实行了一些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延长了统治时间.这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荡.综观国史,史实让笔者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说法的合理性.那么,目前的中国是否在重新陷入这个历史的轮回怪圈呢?这倒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周期性振荡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振荡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鲁迅就曾经把中国历史归纳为“一治一乱”,“破坏---建设---再破坏”的打摆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明显,毛泽东是把周期性振荡归因于腐败,而应对之策就是民主.窃以为,毛泽东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谓的腐败,是由于权力缺乏有力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并非中国的特产,而周期性振荡在其他国家却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腐败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局面.
社会财富一经创造,大致有两个去向：1.进行扩大再生产2.留作消费基金.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了.
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那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的再发展,无可厚非.但是,消费基金就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能活着.去除再生产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个分配,那么分配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将伤害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还在社会各个群体间种下不和的金苹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这样看来,贫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怎样把握好度的问题?
大凡只要还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以身犯险,挑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讲,一个平常人（请注意,不是职业犯罪者）开始为了生存来反抗现行秩序,这就说明他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现行秩序的每次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饥寒交迫的流民.他们不是因为懒惰而挨饿受冻,相反,他们很勤劳,肯干,能吃苦,但他们仍旧要遭受不体面的命运.那么,既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你的财富多少,社会地位多高,取决于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所以社会上层集团只会是地主,而不会是农民.农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从生产方式上划分,有农奴,佃农,自耕农；从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贫下中富农.可以说,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笔者综合了国史与世界史,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凡国家稳定繁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全国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么这就值得探讨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为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并造成的,其实土地兼并本身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的地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没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但是问题在于,理论与现实并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并很多都并不合法,而且往往会把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隐匿不上报,以此来逃避纳税.而另一方面,被兼并土地的农民却要纳税,换句话说,地主把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纳税,没地的反倒要交钱.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沦为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运用手段将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收入囊中,客观上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因他们产生的流民又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一方面国家越来越虚弱,一方面负担与日俱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终究把国家拖垮.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均田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中都往往会有一项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并,这恐怕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时代,进入了产业社会.社会财富的概念没有变,只是衡量标准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的作用开始凸显,并最终成为了社会财富的象征.你有多少财富,主要是看你的财产兑换成货币后尾数上带了几个零.
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现状如何呢?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路线,许多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起来的人对此深恶痛绝.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国家对于以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一种矫枉过正,它忽略了个体人的能力差异,大搞一刀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基本屏弃了这种方式,开始了“按劳分配”的时代.这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许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所讲究的就是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那么这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你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怎样的一条底线上才算合适呢?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邓小平曾经构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的人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这部分所谓的“新贵族”似乎并无此意,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扩大贫富差距.而相应的,许多问题也由此滋生了出来.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姑且不论合理与否,已经使得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大多数人所控制的财富就很少,财富相对减少,购买力必然降低,那么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也就随之降低,最终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业总体萧条化现象,笔者认为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之一.试问,没有了消费需求有力拉动,谁还会去生产呢?生产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垄断了某种资源的行业还能够维持利润,不过,普通大众消费不起,所以只能从少数富人身上动脑筋了,以至于出现了某银行宣布,取款额低于多少不予办理；某中学只对党政机关子弟开放的怪现象.原本有限的社会资源又向这些“新贵族”倾斜.而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派而言,则是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户口却住不起房,有病却上不起医院,有孩子却上不起学.
那么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来看,在改革初期,我们的“新贵族”们真的是严格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按劳分配”原则行事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对他们来个刨根究底,大多数人的案底不会清白.有句老话叫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正是在这个信条的指引下,有人曾经乘火打劫,低价压购国家资产；有人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有人违反劳动法,导致劳工利益受损；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干些诸如走私之类的违法买卖.他们正是通过这样赤裸裸的,近乎于劫掠的方式,积累了巨大财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看来,“新贵族”们自我吹嘘的“个人奋斗”很大程度上实在让人难以认同.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对个人财产的“抢劫”（如中国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东,而不是广大股民）以及国家资产的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前文当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并可谓是“师出同门”.目前,政府一方面总是苦于国家财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负担日益加重.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而我们的国家很有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被拖垮,国家与普通大众会为牺牲品,数千年来反复演绎的故事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上演.
三.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正所谓众口难调,在处理内部社会矛盾上的确有着他国没有的难度.正是因为如此,解决内部矛盾才变得非常迫切.中国历代王朝或者当断不断,或者碍于集团利益,或者改革失当,以致没能解决矛盾,反倒滋生新的矛盾,问题长久积压,最后往往导致大动乱的爆发,葬送了整个国家.
2.社会财富不能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财富代表了社会能量,谁掌握的财富越多,谁的能量就越大.而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如果甲得到的多,乙得到的就少,甲对于乙就是强势的,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3.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很类似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都是处于经济飞速上升时期,国家法制相对还不完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但是英国人逐渐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来协调制衡各个集团的利益矛盾,以保障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最终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至于某些人希望用道德来感化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笔者倒还没有在历史上找到过成功的范例.
4.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最合理最稳固的结构模式就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至于贫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他们的生存.这个模式将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二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