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1978年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灵活性”,但中国方面对美国是否履行上海公报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而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中方满意地看到,中美关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迅速发展,美国最终在巴黎和平协定上签字,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并与美商定,在各自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但在此之后,美国方面由于水门事件,没有兑现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从而给中美关系正常化造成了困难.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中方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回旋余地相对较少,只能守住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以“日本方式”为底线,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同时静观美方的变化.因此,从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僵局,主要责任不在中方.中方坚持按美国曾经承诺过的“日本方式”解决问题,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1976-1978年,中国领导层处于调整、过渡期间,对美政策也在酝酿新的变化.
在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重新提上日程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决策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四人帮”的垮台,党内健康力量已占据了主导地位,邓小平成为中方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这一点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一时期中美建交谈判的焦点转到建交后,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和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在这两个问题上,中方虽然坚决反对美国在建交仍向台湾出售武器,但大局出发,决定保留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权利,以不影响建交时间.在解决台湾的方式上,中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但为了防范台独,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而美国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承认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这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