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庄子是贤人,他不慕权势富贵,而倾心逍遥自由,为了自由不仅可以放弃权贵,甚至甘愿做一只在污泥中嬉戏的乌龟.
从庄子的拒辞中可以看出,其间凸显了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一是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一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前者不仅为当时的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所倡导,而且也为倡导仁义道德的儒家所接受.他们积极入世,或立于殿堂,指点江山,或置身前线,冲锋陷阵,希望立功、立德、立言,以实现个人的才智抱负；后者则独“道”一家,别无分号（到汉代以后又有了佛教）,他们消极避世,或隐于深山,修心养性；或置身事外,吟风赏月,主张无已、无功、无名,（《逍遥游》）以获得心灵的宁静逍遥.
庄子在醉心逍遥的同时,也明白地表示了对功利主义的嘲讽,他说,“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骈拇》）
在庄子看来,如果把对于功名、财富、成功等等的追求当作终极目标,而把整个人生变成了为达目标而使用的手段,这便是以物易性了.因为“功”与“名”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是外在的标准,而不是生命本身内在的目的.因此,人不能为了追逐功名而忘记生命本身的意义,不能因为贪图富贵而放弃个性的本然要求.
简言之,庄子认为,不依赖于任何条件的自由―“逍遥”―是人的理想境界和最高追求.庄子这一思想,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原则.
无疑,庄子的这一思想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至少也应该有这样两个意义：一是注重处世之术,使人懂得如何才能安时处顺,明哲保身；二是鄙视功利之心,使人知道什么才是独立人格,人生真义.
但是,庄子的“逍遥”立足于“无为”“无待”,等差别,齐万物,混善恶,泯是非,未免有玩世不恭之嫌；其重个人,轻社会,尚自由,弃责任,未免有个人主义之讥；而且他总是试图逃避矛盾,避免冲突,认为人不能胜天,不是去积极地开拓自我发展的现实空间,而只要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所以,从根本上说,其消极的自我保护并不能改变那些造成个人不自由的客观外部因素,因而它所能兑现的达到个人自由的承诺也是极其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