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环境对人口分布虽然有很大的影响,但人口分布毕竟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环境对于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或一种可能性,要实现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还要通过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正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具体说主要指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水平及其生产布局特点,才是影响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前苏联学者所指出的：“人口分布的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及上层建筑）相适应这一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①当然,无论什么时候生产方式的作用总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基础,不管将来生产力进步到何种程度,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永远也不会消失,经济结构和人口分布因此也将继续存在着地域差异,当然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会有所变化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生产方式每发生一次划时代的变革,人口分布状况及其特点就会随之出现明显的演化.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口分布的基本特点是稀疏、分散和流动.进入农耕时代以后,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人口密度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区分,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主要取决于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大量的人群日益聚集到一些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形成了一批大、中型城市以及更为庞大的城市集群,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与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率逐渐脱离,而主要取决于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地理区位、发展水平及其布局特点.
就中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结构以农业占绝对优势,小生产犹如汪洋大海,工业则非常薄弱,而且高度集中于沿海少数大、中型城市,生产布局畸形,人口的分布也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逐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迄今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不高,技术比较落后,农业在全体居民的经济活动中始终占绝对优势,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面貌仍有许多不够合理的地方,这些是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特征,也是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正是这些因素对人口分布起着基本的制约作用.
目前,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约占27％,而在社会劳动者总数中农业却占60％.农业生产条件比新中国成立前虽有很大改善,但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仍然很低,远未从本质上摆脱小生产和半自然经济的状态.这些造成中国人口分布的几个特点：首先是城镇化发展不快,城镇人口比重即使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处在中下游,乡村人口相对分散的分布模式仍占着绝对优势.其次是大多数人被束缚在土地上,主要由于粮食不完全过关,人口布局的改善缺乏足够的物质前提,因此其变化速度不快（既包括地区之间,也包括城乡之间）,历史上形成的人口分布相对凝固化的状态远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最后,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各个地区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土地的生产潜力是其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基本因素,工商业地理区位所起的作用虽已在增强,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悬殊差距.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能够提供给居民的食品数量,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中国目前人均占有粮食不多,商品生产不够发达,农业以半自然经济占优势的状况下,可以认为,一个地区能够提供给居民的食品数量,是制约该地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基本的物质前提.换言之,从主流上看,中国现阶段的人口分布模式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它的基本特点同农耕时代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很显然,这种分布模式正是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布局特点的反映.有位学者在谈到印度人口分布状况时曾经指出：“耕地之增加与各种作物之栽培,可以说明印度大部分地区人口之集中.许多县境的耕地单位生产额及价值、作物之价值数字等,几乎完全与人口密度相符合.总之,印度的人口密度,由西向东,由北而南,完全与农业生产之环境成正比例的增加.”①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大致相仿.
耕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密度因此表现出同垦殖指数的明显相关性.当然除耕地外,农业生产还与其它自然的和社会经济的因素有关,南方平原上的1公顷水田与北方山区的1公顷旱地,生产率相差很悬殊.尽管如此,各省、区的人口密度同垦殖指数的比较仍具意义.从图20可清楚了解二者之间正相关的密切程度,它说明耕地确实是目前制约中国人口分布的最基本的物质前提,原因就在于耕地同粮食生产习习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