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
